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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绘画 (薄松年)
中国绘画艺术历史悠久,渊源流长,经过数千年的不断丰富、革新和发展,以汉族为主、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画家和匠师,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丰富多采的形式手法,形成了独具中国意味的绘画语言体系,在东方以至世界艺术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
   中国绘画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和岩画,原始绘画技巧虽幼稚,但已掌握了初步的造型能力,对动物、植物等动静形态亦能抓注主要特征,用以表达先民的信仰、愿望以及对于生活的美化装饰。
   先秦绘画己在一些古籍中有了记载,如周代宫、明堂、庙祠中的历史人物、战国漆器、青铜器纹饰,楚国出土帛画等,都己达到较高的水平。
   秦汉王朝是中国早期历史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大国,疆域辽阔,国势强盛,丝绸之路沟通着中外艺术交流,绘画艺术空前发展与繁荣。尤其是汉代盛行厚葬之风,其墓室壁画及画像砖画像石以及随葬帛画,生动塑造了现实、历史、神话人物形象,具有动态性、情节性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其画风往往气魄宏大,笔势流动,既有粗犷豪放,又有细密瑰丽,内容丰富博杂,形式多姿多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仍,民生疾苦,但是绘画仍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苦难给佛教提供了传播的土壤,佛教美术勃然兴起。如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都保存了大量的该时期壁画,艺术造诣极高。由于上层社会对绘事的爱好和参与,除了工匠,还涌现出一批有文化教养的上流社会知名画家,如顾恺之等。这一时期玄学流行,文人崇尚飘逸通脱,画史画论等著作开始出现,山水画、花鸟画开始萌芽,这个时期的绘画注重精神状态的刻画及气质的表现,以文学为题材的绘画日趋流行。
   隋唐时国家统一,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对外交流活跃,给绘画艺术注入了新的机运,在人物画方面虽然佛教壁画中西域画风仍在流行,但吴道子、周昉等人具有鲜明中原画风的作品占了绝对优势,民族风格日益成熟,展子虔、李思训、王维、张缲等人的山水画、花鸟画己工整富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五代两宋之后,中国绘画艺术进一步成熟完备一,出现了一个鼎盛时期,朝廷设置画院,扩充机构编制,延揽人才,并授以职衔,宫廷绘画盛极一时,文人学士亦把绘画视作雅事并提出了鲜明的审美标准,故画家辈出,佳作纷呈,而且在理论上和创作上亦形成了一套独的体系,其内容、形式、技法都出现了丰富精采、多头发展的繁荣局面。  
   绘画发展至元、明、清,文人画获得了突出的发展。在题材上,山水画、花鸟画占据了绝对的地位。文人画强调抒发主观情绪,“不求形似”、“无求于世”,不趋附大众审美要求,借绘画以示高雅,表现闲情逸趣,倡导“师造化”、“法心源”,强调人品画品的统一,并且注
重将笔墨情趣与诗、书、印有机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绘画样式,涌现了众多的杰出画家、画派,以及难以数计的优秀作品。
   中国绘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它不单纯拘泥于外表形似,更强调神似。它以毛笔、水墨、宣纸为特殊材料,建构了独特的透视理论,大胆而自由地打破时空限制,具有高度的概括力与想象力,这种出色的技巧与手段,不仅使中国传统绘画独具艺术魄力,而且日益为世界现代艺术所借鉴吸收。
中国画的起源与史前绘画
中国画,起源古,象形字,奠基础;文与画,在当初,无歧异,本一途。

这是一件内壁绘有人面鱼形纹样的彩陶盆,一九五五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文化遗址。距今六千多年,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先民所制。盆高16.5公分,盆口直径39.8公分,现由西安半坡博物馆收藏。
西安半坡遗址和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代表着仰韶文化的两种不同类型。人面鱼纹是半坡型彩陶最具代表的纹样。通过人面鱼纹可以发现距今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先民们已经有了对人和动物等较复杂形体的基本表达方式,已经能够准确把握人面椭圆形与五官位置、特征的表现,但又不以写实的方法表现,而是一个圆形的近于图案的纹样,头发挽成高髻或饰以羽毛、草穗之类的饰物。前额上涂以不同色彩,髻左右各插着对称的羽毛或者其它东西做成的缨穗式鱼形饰物,口角涂色,嘴多呈张开状,眼睛或瞪大或闭拢,嘴上两边也对称装饰着谷物、草穗、毛羽制成的类似胡子或鱼形的饰物。整个纹样抓住了头面纹饰、表情这两个最基本的关键。不求形体逼肖而用圆形、三角形、曲线等几何形把握人面的形态特征,用线描和平涂的手法构成。图形本身的对比形成较强的装饰意味。整个纹样充分表述了人在自然生活中祈祷丰收和欢庆春的到来时的丰富表情特征,表现出先民们的社会生活和战胜自然的信心。
   我国有书画同源之说,有人认为伏羲画卦、苍颉造字,是为书画之先河。文字与画图初无歧异之分!…
   有关中国绘画的起源问题,象有关中国历史的起源一样,令人不可琢磨。究竟中国的绘画开始于何时?何地?是何人所创造?这一谜团千年以来一直萦绕在历代美术史研究者的思绪中。唐代的张彦远在他的开创性著作《历代名画记》中,将中国绘画的起源追溯到传说时代,指出那时的象形文字便是书写与绘画的统一。而在他看来,图形与文字的脱离,才使得绘画成为一门专门的艺术,探讨绘画技巧的工作则晚至秦汉才开始,魏晋时名家的出现,才标志着绘画臻于成熟。这1000多年前提出的有关早期中国绘画发展的理论至今仍基本成立。所不同的是现代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史前和历史早期绘画形象的实物,不断增加着我们对早期绘画艺术的了解。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造型艺术,在彩陶及绘画、陶塑和雕刻方面,均有一定的成就。
   我们习惯上把从公元前21世纪建立的夏开始,经过商、西周直到到春秋、战国的这一时间段统称为先秦。由于铜器和铁器的相继发明和推广,加上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各种手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除了为礼教服务的青铜艺术、商周的玉石雕刻及战国的彩漆木雕以外,寓有兴废之诫的庙堂壁画及人物肖像画,受到了先秦统治者的普遍重视。但直到本世纪初,对于先秦绘画的研究还只是凭借着那些并不完全和丰富的记载进行的。近年在长沙等地出土的帛画与漆画,为探讨先秦绘画艺术的面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我们现在对史前绘画的了解都是从出土的彩陶及遍布全国的岩画遗存中得来的,而今天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作品的创作大多出于宗教和巫术的目的,并不是出于审美和欣赏的需要。

岩画是居住在山乡僻壤的农牧人为记叙生活、沟通思想感情在岩石上随意刻画的痕迹,如果称这些痕迹为美术作品的话,那么从远古到现代一直都有这样的美术作品产生。中国的岩画,以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为最多,有关专家认为青铜时代是我国岩画产生的鼎盛期。
这幅岩画刻于一座孤山顶向东倾斜的石上,画中有两辆单辕车,右下角有象征生育的蛇和小凹穴,还有行猎、战斗的场面。
   绘画的萌芽
   石器时代是中国绘画的萌芽时期,伴随者石器制作方法的改进,原始的工艺美术有了发展。但在若干年以前,我们所掌握的中国绘画的实例还只是那些描画在陶瓷器皿上的新石器时代的纹饰。但近年来,在中国的许多省份发现了岩画,使得史学家们将中国绘画艺术的起源推前至旧石器时代。在这些众多的发现中,也包括了许多描绘人的图像,有些堪称宏幅巨制。内蒙古阴山岩画就是最早的岩画之一。在那里,我们的先人们在长达一万年左右的时间内创作了许多这类图像,这些互相连接的图像把整个山体连变成了一条东西长达300公里的画廊。据推测,是宗教或巫术的感召促使先人们不辞辛劳地创作了这些图像。类似的图像还可以在苏北的连云港孔望山将军崖岩画遗址中见到。
   新石器时代的绘画艺术
   探讨新石器时代的绘画,我们仍然要把目光投向那些地处边远地区的神秘岩画。在云南沧源发现的岩画反映了人类的活动,包括狩猎、舞蹈、祭祀和战争。岩画的构图更趋于复杂,所表现的内容也由单个的物体发展为互相关联的具有动感的人。它们的存在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绘画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当然,这个时期艺术人们在绘制岩画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边界的限制,岩面也并没有作任何的处理,它们的创作是无拘无束的。

史前绘画与先秦绘画
   我们现在对史前绘画的了解都是从出土的彩陶及遍布全国的岩画遗存中得来的,而今天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作品的创作大多出于宗教和巫术的目的,并不是出于审美和欣赏的需要。
绘画的萌芽
   石器时代是中国绘画的萌芽时期,伴随者石器制作方法的改进,原始的工艺美术有了发展。但在若干年以前,我们所掌握的中国绘画的实例还只是那些描画在陶瓷器皿上的新石器时代的纹饰。但近年来,在中国的许多省份发现了岩画,使得史学家们将中国绘画艺术的起源推前至旧石器时代。在这些众多的发现中,也包括了许多描绘人的图像,有些堪称宏幅巨制。内蒙古阴山岩画就是最早的岩画之一。在那里,我们的先人们在长达一万年左右的时间内创作了许多这类图像,这些互相连接的图像把整个山体连变成了一条东西长达300公里的画廊。据推测,是宗教或巫术的感召促使先人们不辞辛劳地创作了这些图像。类似的图像还可以在苏北的连云港孔望山将军崖岩画遗址中见到。

云南沧源岩画 太阳神巫祝图
新石器时代的绘画艺术
   探讨新石器时代的绘画,我们仍然要把目光投向那些地处边远地区的神秘岩画。在云南沧源发现的岩画反映了人类的活动,包括狩猎、舞蹈、祭祀和战争。岩画的构图更趋于复杂,所表现的内容也由单个的物体发展为互相关联的具有动感的人。它们的存在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绘画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当然,这个时期艺术人们在绘制岩画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边界的限制,岩面也并没有作任何的处理,它们的创作是无拘无束的。

贺兰山岩画 “太阳神”图案
"先秦"时代的绘画艺术
   在整个"先秦"时代中,春秋以前属于奴隶制社会,战国以后则进入了封建社会。伴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各种手工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青铜文明"。统治阶级的需要带动了美术各门类的发展,绘画当然也不例外,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先秦绘画遗迹少之又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被推测为大部分的绘画都绘制在了易于腐烂的木质或者布帛上面。在商代的多处墓葬中发现了残存的彩绘布帛,在商代王室的墓葬中更是发现了很多的木质品上的漆画残留。可见,用漆作为颜料绘制器物在当时已很广泛了,常用的黑、红两种基本色的并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据说,那时的漆绘制品经常是与铮亮的青铜器以及白色的陶器摆在一起的,极富观赏性。在殷墟也曾发现过建筑壁画的残块,以红、黑两色在白灰墙皮上绘出的卷曲对称的图案,颇有装饰趣味。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都有庙堂壁画创作的情况被记载下来,楚国屈原著名作品的《天问》就是在观看了楚先王庙堂的壁画后有感而作的。
   幸运的是,在长沙的楚墓中先后出土了两幅战国时期的带有旌幡性质的帛画,它们都属于公元前3世纪的作品。两画描绘的都是墓主的肖像,一幅为妇人,其上方绘有飞腾的龙凤;另一幅则是一位有身份的男子,驾驭着一条巨龙或龙舟。墨线勾勒的侧面肖像及伴有象征意义的动物是两画的相同之处,所不同的是《人物御龙图》所表现出来的画家技巧要熟练了许多。

战国绘画
   文献记载,商,周时就有壁画存在。商纣王时"宫墙之画"是见诸文献的最早壁画。文献的记述,涉及到画迹、画法、画家故事、画家风格,绘画主张等许多方面。由于年代久远,有些是根据传说的追记,因此难免有失实之处,但是从出土的战国绘画实物资料来看,特别是两幅帛画的相继发现,足以证明这些记载并非完全虚构。20世纪40年代和70年代在湖南长沙出土的两幅战国楚墓帛画,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绘在丝织品上的作品,具有独立绘画门类的典型意义,证实了2000多年前中国绘画发展的辉煌成就。
   《人物龙凤图》1949年2月出土干长沙东南郊陈家大山楚墓。画面所表现的是祝福死者的亡灵在神龙,神凤的引导和保佑之下升天成仙。人物阔袖长裙,体态锕娜,表现了楚国上层妇女的形象特征和“楚王好细腰”的时风。线描简朴流畅,精细曲直处理得当,证明我国绘画以线为主的传统造型手段,在战国以前就已奠定了基础,并已具有相当的表现力。1973年在长沙子弹库楚墓又出土了一幅《人物御龙图》人物的风度仪容,不禁使人想起楚国大夫屈原及其诗篇中所塑造的形象。
   两图被发现之后,使人们对战国绘画的水平和面貌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从时间上推断,后者略晚于前者,艺术上也更趋成熟。前者只重外形轮廓,使人有如剪纸一样的片状感;后者注意了内外廓结合的转折变化,使人物具有一定的体积感,用线也更为劲健流畅,如行云流水。优美的线条加以准确的外形,增加了人物形象生动感人的力量。《人物御龙图》画中染有淡色,有的部分施以金白粉色,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用这种画法的最早的作品。

人物龙凤图 战国楚 31.2X23·2厘米 帛画。
全图表示着祈神引导使墓主灵魂升天这一主题。此画以线为造型手段,服装衬以卷曲云纹,袖口用斜线装饰,领口、腰部、后身及衣角皆以墨色块面处理。毛笔用线生涩不畅,粗细不一,形态古拙而简劲,体现了中国早期绘画的特征。

人物御龙图 战国楚 37.5X28厘米 帛画。
画中绘一中年男子侧身直立,高冠长袍,腰佩长剑,手挽缉绳,驾御着一条形状似舟的飞龙。龙尾立一鹊鹤,仰首长鸣,龙身下有一条大鱼在游动。上端罩华盖,3条飘带迎风摆动;人物衣着动势向右,与飘带相一致,表现了行进的方向和飞动的势态,画中男子很可能是墓主人的形象,身材修长,精神抖擞,神态自若,气宇轩昂,反映了战国贵族阶级祈愿死后乘龙升天的愿望。

秦汉绘画

殆侯妻墓帛画西汉 205X92x47·7厘米 设色绢本。
汉墓帛画幅面成T形,自上而下分成3个部分,上段绘 "天界",人首蛇身的女姻居中,周国有日、月、扶桑、升龙、神仙、怪兽等,充满飞动的意态和雄健的活力。中部为:人间,在接近"天厥"的华盖下面,一年老的妇人拄杖而行,即墓主人生前的形象,前后有男女侍从。最下段画一怪人,赤裸着身体蹲在两条大鱼的背上,用头和手支撑着地面,竭尽全力托举着现实世界。两条穿过谷纹玉璧的长龙相交缠绕,将各个画面自然分割,并穿插描绘着羽人,仙鹤、怪兽及准备宴拾的人物,加强了各部分的有机联系。整个画面构图复杂,内容繁复,刻画细腻,色彩绚丽,天地融成一片,人神相安共处。
   秦汉时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时期,也是中国民族艺术风格确立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时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政治、文化、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使得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宣扬功业,显示王权而进行的艺术活动,在事实上促进了绘画的发展。西汉统治者也同样重视可以为其政治宣传和道德说教服务的绘画,在西汉的武帝、昭帝、宣帝时期,绘画变成了褒奖功臣的有效方式,宫殿壁画建树非凡。东汉的皇帝们同样为了巩固天下,控制人心,鼓吹"天人感应"论及"符瑞"说,祥瑞图像及标榜忠、孝、节、义的历史故事成为画家的普遍创作题材。汉代厚葬习俗,使得我们今天可以从陆续发现的壁画墓、画像石及画像砖墓中见到当时绘画的遗迹。秦汉时代艺术以其深沉雄大的气魄,在中国美术史上放射着夺目的光彩。

一九五二年在河北望郡县城东二里发掘出一汉代古墓,在墓的前室四壁及甬道两壁上布满了壁画。画分上下两层,上层绘吏属人物形象,下层则是禽兽,并各有榜题。在过道券上绘云气鸟兽图案。前室象征墓主前厅,南壁门两侧绘职掌守卫的“寺门卒”和“门亭长”,东西北三壁画墓主人生前衙寺内的门下诸吏、椽属和侍卫,如负责击鼓禀奏的“槌鼓椽”、掌管刑狱的“仁恕椽”、维持治安的“贼曹”、登记功过管理罚赏升降的“门下功曹”、为墓主人车前护卫的兵卒“辟车伍佰”等。人物的刻画因职务和职掌的不同而在姿态、衣着上区别,突出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门下小吏,勇猛过人,有万夫莫挡之气势;举止斯文,神态悠悠的是“主簿”,表现出汉代典型的文职官员形象。绘画的表现方法以简练的墨线勾勒人物的形态特征。衣纹简洁却又合乎运动规律,用笔流畅有力。可以看出到了汉代我国古代绘画在长期艺术实践中经过逐年积累、不断探索,已在绘画语言的变化运用上取得一定的进步,虽然汉代绘画在线的运用、形的描绘上还处在中国绘画粗犷、拙朴的阶段,但整幅壁画已反映出汉代艺术家描写生活、认识生活的艺术技巧,是中国古代艺术作品中辉煌灿烂的一页。
   秦汉时代的绘画艺术,大致包括宫殿寺观壁画、墓室壁画、帛画等门类。 秦代的绘画,实物流传极为稀少。现在能够据以了解秦代绘画面 貌的遗物,仅是历年来从陕西临潼、凤翔等地出土的模印画像砖,咸阳秦宫遗址出土的壁画残片、刻纹画像砖、建筑瓦当纹样,以及在其他地区发现的少量工艺品上的装饰图案等。汉代历时4个多世纪,是我国传统美术特定的民族精神与形式风格基本确立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巩固的重要时期。汉代统治者非常重视绘画艺术,毛延寿、樊育、陈敞、刘白等都是后世知名的御用画工。
   1972至1974年间,湖南长沙马王堆两座汉墓以及山东临沂全雀山九号汉墓的几幅彩绘帛的相继出土,丰富了汉代绘画的实物资料,弥补了汉初绘画的空白,使人们对于西汉绘画的实际面貌有了清晰的认识。其中以马王堆一号墓彩绘画最为成熟,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工笔重彩画珍品,勾线匀细有力,飞游腾跃,与后人总结的"高古游丝描"相符;设色以矿物颜料为主,厚重沉稳,鲜丽夺目而又谐调;构图以密托疏,采用规整、均衡的图案结构与写实形象相结合的手法,主体突出,上下连贯,丰富而又奇变动人。在马王堆三号墓,还有3件值得注意的帛画作品。其一是藏在漆奄之内的气功强身图解,人物单个排列,以显示各自的健身体态,形貌服饰各个不同。另两幅分别张挂在棺室东西壁上,其内容被认为是表现统治者的“耕祠”活动,有车马,仪仗之属,数以百计,可谓洋洋大观;构图上克服了先奏时期人物上下平列的手法,用俯视的角度来描绘车马仪仗行列的全貌,这是时下所见最早的记录现实生活的大型绘画作品。惜剥损较重,只能观其大略。
宫殿寺观壁画
   秦汉时代的宫殿衙署,普遍绘制有壁画,但随着建筑物的陆续消亡几乎丧失殆尽。本世纪70年代发现的秦都咸阳宫壁画遗迹第一次使我们领略到了秦代宫廷绘画的辉煌。在秦宫遗址3号殿的长廊残存部分上,发现了一支有七辆马车组成的行进队列,每辆车由四匹奔马牵引;另一处残存的壁画则表现的是一位宫女。这些形象都是直接彩绘在墙上的,并没有事先勾画轮廓,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绘画没骨法的最早范例。西汉的壁画则主要是为了标榜吏治的"清明"而创作的。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中记载了当时一个诸侯王所建宫殿里壁画的盛况。宣帝时更是在麒麟阁绘制了11位功臣的肖像壁画,开了后世绘制功臣图的先河。

此画像砖人物众多,画面密而不乱,构图谨严。在空隙处点缀两酒樽及二案,表示此图为杯盘尽撤,宴罢歌舞的场面。用简朴的浮雕,准确地刻画出人物形象,在浮雕的形象上添加线描,倍觉精彩,于古朴中见灵巧,线条遒劲肯定,勾勒熟练,富于起伏,粗细变化、转折顿挫有力,十分生动流畅,穿插在面之间,与面形成对比。点、线、面自然融合,极富韵律感,生动形象地为主题服务。与细腰女伎相对应的手执鼗鼓的男伎,神态诙谐夸张生动而传神。砖左有三人为杂技歌舞伴奏,一男子舒展乘势将起舞,整个画面充满热烈的气氛。
   秦代的墓室壁画遗迹,迄今尚未发现。但是汉墓壁画的发现,则早在本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了。传出洛阳八里台的那组空心砖壁画,是有关西汉墓室壁画的首次重要发现。1931年,辽宁金县营城子壁画墓的清理,则揭开了东汉墓室壁画的面纱。在随后的数十年间,在全国各地又发现了四十余座壁画墓,为探讨汉代绘画艺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这一时期,已发现的最为重要的壁画墓和墓室壁画有:属于西汉时期的河南洛阳的卜千秋墓壁画、洛阳烧沟61号墓、陕西西安的墓室壁画《天象图》;属于新莽时期的洛阳金谷园新莽墓壁画;属于东汉时期的山西平陆枣园汉墓壁画《山水图》、河北安平汉墓壁画、河北望都1号墓壁画以及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现的壁画墓等。它们分别描绘了有关天、地、阴、阳的天象、五行、神仙鸟兽、一些著名的历史故事、车马仪仗、建筑及墓主人的肖像等,含意复杂,但大多是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以及对其死后升天行乐的美好祝愿,希望死者在艺人们营造的地下世界里享受富足的生活。 汉代帛画
   汉代画在缣帛上的作品很多,但历经千年之后,遗存极少。目前最重要的发现有本世纪70年代分别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山东临沂金雀山的汉墓中的西汉帛画。马王堆1号墓中出土的帛画的含意最为隐晦,学者们的解释极为多样,但一般都认为帛画的上部和底部分别描绘的是天界和阴间,中间两部分则表现的是死者軑侯夫人的生活场景。墓主及各种神禽异兽的刻画极为生动,勾线流畅挺拔,设色庄重典雅,显示了西汉绘画的卓越水平。此外,马王堆3号墓中的三幅帛画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除墓主人外,还描绘有"导引"、仪仗等内容,精美非常。金雀山的帛画内容与马王堆汉墓帛画相近,上有日月仙山、下有龙虎鬼怪,中间部分描绘的是墓主人的人间生活景象,此画"没骨"与勾勒相结合,反映了汉画技法的多样性。

荆柯刺秦王石像图
汉画像石
   画像石是遗存丰富,很有特色的秦汉美术史资料。艺术家们以刀代笔,在坚硬的石面上创作了众多精美的图像,用以作为建筑构件,构筑和装饰墓室、石阙等。全国发现的汉画像石数以千。据载,画像石萌发于西汉昭、宣时期,新莽时有所发展,到东汉时进一步扩大,主要分布于山东、河南、陕西、四川及其周围地区
西汉晚期画像石以山东沂水鲍宅山凤凰刻石、山东汶上"路公食堂画像"为代表;新莽时期则以河南唐河冯君孺人画像石墓为代表,墓内刻30余幅画像,描绘现实生活及神怪异兽等。东汉前期画像石的代表作品有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祠和南武阳石阙画石。东汉后期的画像石以山东嘉祥武氏祠最为著名。该石祠自宋代即为金石学家所重视,元代受水后被掩于地.至清乾隆时才重见天日。其中的武梁祠的画像石最为精美,皆用减地平雕加阴线刻的技法雕成,多为历史故事及神仙、奇禽异兽,技法高超。作者善于抓取历史故事矛盾冲突的高超,并善于运用必要的景物以交代特定的环境,人物之间的呼应关系也处理得非常出色,如《荆轲刺秦王》。出土于成都羊子山1号墓、现藏于重庆市博物馆的《出行、宴乐画像石》为四川汉画像石的优秀代表作。

门楣画像石 东汉(公元25-- 220年) 高40、宽196.5厘米 1996年陕西省神木县大保当乡汉墓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浅灰色砂岩。画面减地刻,细部涂色加墨线勾勒,分上下两栏。上栏为狩猎圆,是紧张激烈的射猎场面,左、右上角日月轮中分别绘玉兔、金鸟。下栏为车马出行圆,一行三车。车队前后有导骑扈从三人。这批彩绘画像石是陕西画像石的全新资料。

秦汉画像砖
   画像砖是秦汉时代的一种建筑装饰构件。秦汉至西汉初期,多用于装饰宫殿衙舍的阶基;西汉中期以后,主要用于装饰墓室壁面;东汉则是画像砖艺术的鼎盛时期。
秦代的画像砖用模印和刻划两种方法制成,形状分大型空心砖和实心的扁方砖两类。临潼出土,今藏陕西省博物馆的一块《侍卫、宴享、射猎纹画像空心砖》,是现存秦代模印画像空心砖的代表作。西汉画像砖则以河南洛阳的出土品为代表,以简洁有力,形象生动传神著称。东汉的画像砖以河南、四川两省出土最多。艺术造诣最高的是四川成都一带出土的东汉后期画像实心砖,画面一次模印而成,构图完整,大多表现现实生活情景,代表作有《弋射收获画像砖》等。

魏晋南北朝绘画

麦积山在南北朝初期是西北佛教的中心,其石窟至唐代仍继续修建,至五代、末、元、明、清,皆未荒废。所以麦积山有各个时代的壁画、雕塑和建筑。其第七十六窟顶部《飞天》,据考证为北魏时期的作品,是麦积山现存最完整的藻井。尽管藻井前半部已严重塌毁,但后半部余下的七身飞天色彩艳丽,线描清晰。印度梵音称飞天为乾闼婆,又名香音神,是佛教图像中众神之 。据说飞天是莲花的化身,诞生于七宝池中,居住在风光绮丽的天宫七宝山,采百花香露,散天雨花,放百花香。出现时则是在鼓乐齐鸣、天花乱坠的佛说法的庄严时刻。此藻井中的七身飞天,程式化地上身赤裸,舞带飘忽,临空飞舞。其造型优美,姿态轻盈。飞天、浮云以纤细的铁线描勾画,表现其临风飘浮;飞天的肌肤、面容用纯白平涂,体现其洁白如玉;双唇、花饰以朱砂点染,则玲珑剔透;衣裙飘带,以青绿叠染,则端庄舒展有韵致。作者先用比较淡的土红色随意勾画出轮廓形象,再涂上一层薄薄的白粉,然后敷以色彩,最后以浓墨焦线勾勒。其处理手法是古朴博大处见精深。
   魏晋南北朝以前,绘画发展已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但从鉴藏的角度考察,真正需要鉴定的古画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因为在此以前,绘画主要由无名画工承担,作品不署名款,毋须辨真伪。至六朝则涌现出一大批出身于士大夫阶层、专志于绘画,并取得杰出成就的有名画家,据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人数达百人以上,他们地位显赫、画艺精湛、声誉卓著,深受时人推崇,其作品也为人们欣赏、收藏和流传,随之也出现了仿制品,于是就有了鉴定问题。
   其次,绘画形式在保留前朝的壁画、漆画、画像石和画像砖同时,出现了纸绢卷轴画,这一形式多出自士大夫画家之手,极利于收藏和流传,也成为后世伪作的最主要形式。可以说,对古画的鉴定,就是对卷轴形式的纸绢画的鉴定。
   再次,这一时期的皇室和私家收藏,已不限于单纯的收集和保管,同时还开展鉴别、评级、著录等一系列活动,拉开了我国早期鉴藏史的帷幕。因此,对古画鉴藏的研究,应该从魏晋南北开始。
   六朝是我国绘画艺术的初步成熟阶段。人物画已达到成熟,并涌现出一批各具风范的名家。如东晋的顾恺之、刘宋的陆探微、南齐的张僧繇、北齐的杨子华和曹仲达等。题材范围有所扩大,除服务政教和宣扬佛教的内容外,还有流行与文艺佳篇相配合的故事画、描绘现实生活的风格画等。表现能力有较大提高,由简略变为精微,造型准确,注意传神,甚至六法备赅。风格也趋多样,名家各具个人特色,如唐·张怀瓘评:“象人之美,张(僧繇)得其肉,陆(陆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历代名画记》)自此山水画开始成为独立画科,然尚未成熟

魏晋南北朝壁画《五百强盗成佛图》。憍萨罗国有五百强盗作乱,被国王派大军征剿所俘,遭受酷刑,被挖去双眼,放逐山林。佛以神通力吹香山药使五百强盗眼睛复明。强盗皈依佛法,剃发出家,隐居山林,参禅入定,最后成佛。此图为官兵与强盗作战的场面。官兵乘骑铠马,戴盔披甲,手握长枪,与穿裤褶、麻鞋的强盗展开厮杀。官兵以精良的装备和有利的地形等优势进逼强盗,预示强盗必败。该图采用传统的横卷式连环画构图,一开始即为激烈的战斗场面,引人入胜。画面结构紧凑,情节连贯,情景交融,人物动态生动自然,面貌神情各异,画面上部飞天舞动,与下部的场景形成对比,既具有装饰美感,富有艺术魅力,又暗示了五百强盗最后成佛的必然结果,符合佛教要求。
。这时已出现单独表现自然山川之美的山水画,如顾恺之画《庐山图》、戴逵画《吴中溪山邑居图》等。但置陈布势和形态体貌还是很幼稚,所谓“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山峦“则群峰之势若细饰犀栉”,树石“则若伸臂布指”。画法也惟用线条勾勒轮廓,无皴点、晕染等技巧。花鸟画则未形成独立画科,可能带更强装饰性。这就是六朝绘画所呈现的时代特色。
   存世至今的六朝绘画,已无一件真迹,除去那些凭空生造的伪迹,尚存若干后世临摹的古摹本,保留了部分原作风貌,具一定参考价值,其中一些距六朝时代较近、忠于原作、水平又高的摹本,堪称“下真迹一等”,更值得珍视。著名的有传为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列女仁智图卷》、《洛神赋图卷》和梁元帝萧绎的《职贡图卷》、宋人临的杨子华《北齐较书图卷》等。但这些作品的情况各异,价值不一,鉴定时必须区别对待,有些因可资凭藉的直接依据太少,尚难作出结论。
   六朝对书画的鉴赏、收藏,已蔚成风气。但这方面的专著甚少,更无专门的著录书藉,仅散见于同时和唐人的绘画史论著述中,其情况只能略知大概。

洛神赋图 (局部) 东晋 顾恺之 设色绢本。
作者把那位似去似来,飘忽无定、在水面上凌波微步的洛神描绘得非常娴雅而传情;通过处于惊疑、恍惚中的曹植,在洛水之滨与洛神遥遥相对、留恋徘徊可望而不可即的样子,传达出无限惆怅的情意和哀伤情调。清风微拂,河水泛流,从衣袖襟带到山水衬景,莫不生动谐调。其他如惊鸿游龙、云霞映月,奇禽异兽,车船马驾,结合想像与现实,将神人世界融成一片,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和诗意气氛。图中山石树木的描绘,还处于单线勾勒、排列均匀、比例欠缺的不成熟阶段,反映出魏晋山水画的一般面貌。
   绘画艺木发展到了西晋,己到了初步的成熟阶段。正因如此,东昔以后出现了顾皑之、戴违、陆探微、张僧韩等,北方还有杨子华、曹仲达、田僧亮诸大家,都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事实上,此时的人物画和走兽画都达到了成熟的阶段,而山水、花卉、鸟禽之类,远未成熟,有待发展。
   顾恺之(约346一407),字长康,小字虎头,江苏无锡人。他精通诗文、书法、音乐,而对绘画最为擅长。他是六朝时期惟一有画迹传世的画家,现存他的作品有隋、唐或宋人的摹本《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和《列女仁智图》。《女史箴图》原为清宫旧藏,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被劫,现藏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传为顾皑之画的《洛神赋图》共有3种,分藏辽宁省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其中辽宁藏本,根据"绍兴"藏印,知此本制作不会晚于南宋高宗年间。徐邦达先生分析,图中人物衣纹作"兰叶描",既近唐代吴道子,又似宋代马和之,每段所书赋句的笔法结构近似宋高宗,作为宋人摹本无疑,或为马和之画,宋高

此图仍足顾恺之的一幅仕女画卷,为宋人摹本。与《女史箴图》一样,内容表述了儒家的道德思想,抨击贾氏皇后的不检点行为。仕女的形象也近似《女史箴图》。其技法古朴,笔墨细腻,画中人物情态各异。虽线描敷彩,稍觉浮薄,但从图卷的人物形象动态、构图及表现风格上看,似是以魏晋之际的手笔为根据而摹写的作品。摹写痕迹颇为明显,但并非粗制滥造,确是一个好底本,非苏州片子所能。宋代版画插图本《列女传》曾经清阮元翻刻,其每页上端的插图人物动态都与此图相似,但增加了背景,标为顾恺之图。这一插图与这一画卷相比较,至少可以看出魏晋时期绘画艺术的一部分面貌。与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洛神赋图》相比较,此卷更能体现顾恺之的艺术风格,得其风范独多,古朴之气迎面而来。行笔流畅,人物面部、手臂等处的勾画亦能细处求工,但略显雍容。顾恺之的原作散佚已久,今能看到忠实于原作的宋人摹本,已是非常难得。

隋唐绘画

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国存世最早的一幅真正意义上的山水画,它以描绘贵族游春情景为主要表现内容。画面山形耸峙,水波浩淼,万木复苏,祥云涌动。游春的男女纷纷涌向山间水湄,他们有的骑马伫立水滨,有的乘船泛于水中,有的在岸上迟疑不进,有的望春波翘首待渡。山深水阔之间,游人散布于各处,不能一一计算,也不必一一计算。总之,人的活动与山水的境界交相映发,将一个“春”字抒写得淋漓尽致,无处不在。画面整体上以大对角线构图,青山与坡岸的对峙与开阖,春水的自右下向左上流动,右上斜角的实则虚之与左下斜角的虚则实之,变化有法,激活了潜藏在山水和山水画之间的生命力,带来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画面采用俯视法取景,将远景、近景一同向中景聚拢,使各种景物完整地统一在一个画面中,获得一种“咫尺千里”的艺术效果和品赏趣味。全图在设色和用笔上,颇为古意盎然。画中色彩的使用,因为要强调春山春树的青绿,故而形成一种特有的风格,被人称为“青绿法”。又由于画面效果金碧辉煌, 画法为后世所发展,所以又称“金碧山水”。画中的山峦树石皆空勾无皴,仅以色渲染,而其用笔则甚细且又极富变化。在画山上小林木时,径以赭石写干,以水沈靛横点叶,大树多用勾勒。松不细写松针,直以苦绿沈点,等等。远山树木,亦以细笔勾出再填深绿,树叶多为类叶,或以色写,或墨勾填色。整幅画在青绿金碧的大背景上点出红艳之色,极富意趣。而勾画山水树木的古拙之笔与勾画人物、水波的纤细流畅之笔相结合,益见得意态万千。《游春图》超越了以前“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山水草创阶段,将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时期,其自身的艺术价值,亦是辉耀千古。
   隋代的绘画风格,承前启后,有"细密精致而臻丽"的特点。来自各地,集中于京畿的画家,大多擅长宗教题材,也善于描写贵族生活。作为人物活动环境的山水,由于重视了比例,较好地表现出"远近山川,咫尺千里"的空间效果,山水画开始独立出来。
   唐代的绘画在隋的基础上有了全面的发展,人物鞍马画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青绿山水与水墨山水先后成熟,花鸟与走兽也作为一个独立画科引起人们注意,可谓异彩纷呈。初唐时的人物画发展最大,山水画则沿袭隋代的细密作风,花鸟画已经出现个别名家,宗教绘画的世俗化倾向逐渐明显和增多。从已发现的乾陵陪葬墓壁画的山水画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的比较简单的斧劈皴。以薛稷、殷仲容为代表的花鸟画,则设色和水墨的形式都已出现。此外,这时最著名的画家还有阎立德与康萨陀等。他们的作品和作风丰富了初唐时期的画坛,为盛唐画风的突变奠定了基础。虽然,他们的作品大多没有流传,但是我们从乾陵各陪葬墓的壁画、新疆出土的绢画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都可以看到当时他们不同的风格。
   盛唐时期是中国绘画发展史上一个空前繁盛的时代,也是一个出现了巨人与全新风格的时代。宗教绘画更趋世俗化,经变绘画又有发展。不同地区的画法交融为一,产生了颇受欢迎的新样式,以"丰肥"为时尚的现实妇女进入画面。以吴道子、张萱为代表的人物仕女画,从初唐的政治事件描绘转为描写日常生活,造型更加准确生动,在心理刻划与细节的描写上超过了前代的画家。而山水画则在此时已经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代表的画家有李昭道、吴道子和张璪,分工细和粗放两种。破墨山水也开始出现。花鸟画的发展虽不象人物画和山水画那样成熟,但在牛马画方面却名家辈出,曹霸、韩干、陈闳、韩滉与韦偃等都是个中好手。此外,著名的画家王维、卢稜伽、梁令瓒等也名重于时,时至今日还能看到他们的传世作品或者后世的摹本。
   中晚唐的绘画,一方面完善盛唐的风格,另一方面又开拓了新的领域。此时,以周昉为代表的人物仕女画及宗教画更见完备。而王墨等人的山水画则发生了变异,盛行树石题材,渐用重墨,泼墨山水也开始出现。边鸾、滕昌祐、刁光胤等的花鸟画作品则体现出了花鸟画的日臻完善。此外,李真与孙位也是当时的著名画家。虽然他们的作品大多已无从得见,但从日渐发现的出土作品与壁画中,可以让我们想见当时的盛况。
   隋代的著名的画家有杨契丹、郑法士、董伯仁和展子虔,孙尚子与尉迟跋质那亦名重于时。他们各有所长,如杨擅"朝廷簪组",董擅"台阁",展擅"车马"。他们大多继承了前代的传统,更多地受到顾恺之的影响,作风近于密体。孙尚子则"善为战笔,甚有气力",尉迟跋质那来自新疆的于阗,善画外国佛像。唐朝的人物画的内容由取材历史故事转而把目光对准当代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功臣勋将。中原风格和边区风格并行不悖,亦相互影响。以阎立本为代表的中原作风的人物肖像画,继承了北朝杨子华与南朝张僧繇的传统,在把握人物造型和气质上有所前进,用笔洗炼圆劲,赋色沉着典雅,富于概括性。以尉迟乙僧为代表的边陲作风的人物佛像画,造型则富于变化,有一定的凹凸感,用笔紧劲屈曲,设色浓厚鲜明。

《步辇图》是阎立本名作之一,它表现的是吐蕃使者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情景。贞观十四年吐蕃王松赞干布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步辇图》描绘的就是当时唐太宗与禄东赞会面的场景。图卷右半是在宫女簇拥下坐在步辇中的唐太宗,左侧三人前为典礼官,中为禄东赞,后为通译者。太宗形象是全图的重心所在。作者不遗余力地给以生动细致的刻画,他笔下的唐太宗面目俊朗,目光深邃,神情庄重,顾盼之间充分展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风范与威仪。为了更好地凸现出唐太宗的至尊风度,作者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衬托表现。一是以宫女们的娇小、稚嫩,以她们或执扇或抬辇、或侧或正、或趋或行的体态来映衬唐太宗的壮硕、深沉与凝定,是为反衬;二是以禄东赞的诚挚谦恭、持重有礼来衬托唐大宗的端肃平和、蔼然可亲之态,是为正衬。全图不设背景,以摹绘人物为主,结构上自右向左,由紧密而渐趋疏朗、重点突出,节奏鲜明。从细部描摹来看,作者的表现技巧已相当纯熟。衣纹器物的勾勒墨线圆转流畅中时带坚韧,畅而不滑,顿而不滞;主要人物的神情举止栩栩欲生,写照之间更能曲传神韵;图像局部配以晕染,如人物所着靴筒的折皱等处,显得极具立体感;全卷设色浓重淳净,大面积红绿色块交错安排,富于韵律感和鲜明的视觉效果。此图一说为宋摹本,但摹绘较精,仍不失原作之真。幅上有宋初章友直小篆书有关故事,还录有唐李道志、李德裕“重装背”时题记两行。
隋人物画家
   展子虔,历北齐、北周入隋,在隋朝时曾人朝散大夫、帐内都督等职。善画人物、车马、楼阁、山水,尤以画山水闻名。他的山水画被称为"远近山川,咫尺千里"。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游春图》被认为是其传世之作,这也是现存的最早的卷轴画。该画用青绿重着色法画贵族春游的情景,用笔细劲有力,设色浓丽鲜明。图中的山水"空勾无皴",但远山上以花青作苔点,已开点苔的先声。人马体小若豆,但刻划一丝不苟。此画已脱离了为山水为人物画背景的地位,独立成幅,反映了早期独立山水画的面貌。虽然与发现的隋代壁画中的山水相比显得成熟一些,但与记载并不相悖。历来史家皆根据隔水上的宋徽宗题签认定此画为展氏手笔,今人则根据建筑等细节对此画的年代和作者提出质疑,认为此画的底本在中晚唐以后,为五代摹本,但并未获得公认。
  董伯仁,生于西魏,历经北周、陈,隋朝初年尚在,汝南(今属河南)人。多才艺,官至光禄寺大夫殿内将军。工画佛像、人物、楼台、车马,与展子虔同时入隋,并称"董展"。曾在汝州白雀寺等地作壁画,备受唐代张彦远等人的看重。《贞观公私画史》、《宣和画谱》等著录其作品6件,今画迹已无存于世。
郑法士,吴(苏州)人。北周时为大都督左员外侍郎、建中将军,封长社县子,入隋后授中散大夫。善画人物、楼台,师法张僧繇,曾于上都海觉寺等多处作壁画。《贞观公私画史》、《宣和画谱》等著录其作品20件,今已不传。
唐山水画
   李思训(651-716),字建,一作建景,成纪(今甘肃天水)人,唐宗室。历任扬州江都令等多职,因玄宗时官至右武卫大将军,所以被称为"大李将军"。擅画青绿山水,受展子虔的影响,笔力遒劲。题材上多表现幽居之所。传为他的作品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江帆楼阁图》轴,画游人在江边活动,以细笔勾勒山石轮廓,赋重青绿色,富于装饰性。此画虽今被认定为宋人手笔,但可以反映他的画风。他的儿子李昭道,官至太子中舍人,也是著名的画家,人称“小李将军”,秉承家学,亦擅青绿山水,风格工巧繁缛。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皇幸蜀图》画唐玄宗及随从逃难四川的情形,宋以来相传为他的作品,现被断为宋人摹本。此派的山水风格,在初唐的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壁画中亦可看到。
   王维(699-759),字摩诘,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官至尚书右丞,原籍祁(今山西祁县),迁至蒲州(今山西永济),崇信佛教,晚年居于蓝田辋川别墅。擅画人物、丛竹、山水。唐人记载其山水面貌有二:其一类似李氏父子,另一类则以破墨法画成,其名作《辋川图》即为后者。可惜至今已无真迹传世。传为他的《雪溪图》及《济南伏生像》都非真迹。
   张璪,字文通,吴郡(苏州)人,曾任检校祠部员外郎、盐铁判官等,活动于盛唐。擅画山水树石,长于破墨,尤工画松,传说可以双管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枝。已无作品传世。但他的名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对后世的绘画理论有极大的影响。

江帆楼阁图 唐 李思训 101.9X54·7厘米 设色绢本。
此图画游人在江边的活动,江天空阔,风帆飘渺,描绘了山脚丛林中的楼阁庭院和烟水辽阔的江流、帆影,境界广漠幽旷。画树已注重交又取势,显得繁茂厚重,但枝、干、叶,仍用工整的双勾填色法:山石用中锋硬线勾听,无明显的缴笔,设色以石青、石绿为主,墨线转折处用全粉提醒,具有交相辉映的强烈效果。画法沿袭(游春图)的青绿设色而有所演进,甚至在景物布置上参考了(游春图》左段而略有变通,比之《游春图)更有雄浑的气势。
唐花鸟禽兽画
   薛稷(649-713),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人,名臣魏徵外孙。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人称"薛少保"。以书法名世,为书法初唐四大家之一。也擅画人物、佛像、鸟兽、树石,画鹤尤其生动,时称一绝,李白、杜甫等都曾吟诗颂其画鹤。绘画作品已无存。
   曹霸,谯郡(今安徽亳县)人。三国时魏高贵乡公曹髦后裔,官至左武卫将军。画承家学,擅画马,亦工肖像。成名于玄宗开元年间,天宝末年曾修补《凌烟阁功臣像》及画"御马",技艺精辟,杜甫曾作《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推许之。今画迹已不传。
   韩幹,京兆(今西安)人,活动于玄宗时代。少年时曾作酒肆佣工,得王维资助,改学绘画,十年而成。擅画肖像、人物、鬼神,尤精于画马。画马师承曹霸,但更重写生,所画之马,壮健神骏,被誉“古今独步”。现存作品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牧马图》册页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的《照夜白图》卷。《牧马图》画一虞官驾白马缓行,右侧为一黑马,用笔纤细遒劲,色墨渲染得宜。此画曾经南唐内府及宣和内府收藏,并有宋徽宗?quot;韩幹真迹"。《照夜白图》画玄宗坐骑照夜白,也是流传有绪的作品。另有旧题《韩幹神骏图》卷,藏辽宁省博物馆,今定为五代人仿作。
   韦偃,长安(今西安)人,寓居于蜀,擅画人物、鞍马及山K涑屑已Т常喑鲇诶丁>菁窃兀状ㄔ谅恚淼淖颂浠蚯В罴=窨梢酝ü使┪镌核厮未罟搿赌∥べ饶练磐肌肪硪换戳私馄浞绶叮猛蓟婵ヂ硪磺Ф儆嗥ァ⑧鋈说纫话偎氖嗝诼碜颂饕欤蜩蛉缟4送猓剿捕蕴拼剿墒谋涓镉泄匾跋臁?
   边鸾,京兆(今西安)人。官至右卫长史。擅画禽鸟和折枝花木,亦精蜂蝶,在花鸟画独立成科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传世作品有《梅花山茶雪雀图》,图录于《唐宋元明名画大观》。
   刁光胤(约852-935),名刁光,一作光引,长安(今西安)人。唐天复年间避乱入蜀,留居30余年,卒于蜀。擅画龙水、竹石、花鸟等,一生作画勤奋,多为花鸟,为五代著名画家黄筌老师,亲授其艺。传世作品《写生花卉册》已被定为伪托之作。
石窟墓室绘画
   隋唐时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题材范围变得更加广泛,场面宏大,色彩瑰丽。无论是人物造型、风格技巧,以及设色敷彩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壁画的创作中大量出现净土经变画,如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维摩诘经变、法华经变等。如初唐220窟的各种经变壁画所呈现出的盛大歌舞场面,众多的人物、绘制精巧的建筑物等,使整个洞窟形成一个"净土世界"。除了经变画以外,还有说法图、佛教史迹图画、供养人像等。盛唐以后的经变内容逐渐增多,直接取材现实的供养人像身高日渐增加,占据了洞内、甬道的醒目地位。盛唐103窟的维摩变、中唐158窟的涅槃变、晚唐196窟的劳度叉斗圣变等是其中的精彩作品。晚唐156窟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更是以特有的长幅形式表现了场面宏大的人马队列,堪称巨制。

五牛图唐 韩韩滉 2O.8Xl39.8厘米 设色纸本。
图为长卷形式,所画的5头牛各自独立,除一丛荆棘之外别无景物描写。牛的姿势各异,尤其是那头缓步前行的牛,回头轻抵,好像正回首玲听牧人的召唤,姿态特别优美。全图结构准确,透视关系合理,勾线用笔粗简得体而又富有变化,敷色轻淡而沉着。

五代绘画
   五代时,人物画的题材内容日渐宽泛,宗教神话、历史故事、文人生活等都成为描绘的主题。画家多注重人物神情和心理的描写,传神写照的能力的能力又有提高。在技法风格上则向两大方向发展:工笔设色的一路用笔更加细劲多变,赋色也变得鲜丽起来,色调比唐代有所丰富;水墨一路除了超变形发展以外,还出现了水墨大写意的画法。
   山水画在此时的变化是最大的,从选材到技法,都有了一个飞跃,山水被作为生息的环境加以描绘。"荆关董巨"四大家的出现,成为中国山水画发展史的里程碑事件。荆浩和关仝代表的北方山水画派,开创了大山大水的构图,善于描写雄伟壮美的全景式山水;以董源、巨然为代表的江南山水画派,则长于表现平淡天真的江南景色,体现风雨明晦的变化。作为中国山水画重要技法之一的"皴法"在此时得到了很大发展,墨法逐渐丰富,笔墨成了画家们的自觉追求,水墨及水墨淡着色的山水画已发展成熟。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它是中国画史上的名作,它以连环长卷的方式描摹了南唐巨宦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韩熙载为避免南唐后主李煜的猜疑,以声色为韬晦之所,每每夜宴宏开,与宾客纵情嬉游。此图绘写的就是一次韩府夜宴的全过程,根据事件先后次序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描绘众人静听琵琶的情景。此时夜宴方开始,案儿上酒果杂陈,众宾或坐或立,男女相错,一女子端坐弹琵琶,众人的目光大多集中在她身上。此时的韩熙载高冠长髯坐于榻边,垂手注目,如有所思。第二部分描摹宴间的舞蹈景象。小巧玲珑的名妓王屋山正应节起舞,而以鼓点宣示节奏的,便是立于羯鼓前挽起袖管、手抓鼓槌的韩熙载,此时他的兴致已渐渐高涨起来。第三部分绘写乐舞结束后韩熙载退入内室休息的情形。一侍婢正以盆端水供他洗手、盥濯,余婢在旁围侍。第四部分绘写韩熙载聆赏萧笛合奏的景况。韩熙载敞露胸膛,盘坐椅上,执扇与侍婢说话,他面前有五女在拍板的应和下萧笛齐吹。第五部分图写韩熙载热情留客的情状。韩熙载手执鼓槌,举另一手示意,要众宾留下,绮宴重开,将欢乐持续到天明。此作全卷构思精密,五个画面一气贯注,以人物的疏密,景象的闹静等来调节节奏,使得事件进程一目了然,发展状况曲折起伏。卷上并无多余的背景,却巧妙地用屏风和床榻切换时空,完成不同场景间的过渡,将时间和空间不着痕迹地揉合为一。画中人物以韩熙载为表现中心,作者细致描画了他从夜宴开始以后几个不同阶段的神情与活动,精细地把握住了他情绪变化的脉络。在全图四十余个人物的刻画上,作者力求以形传神,通过人物的动态表现反映其内心状况,同时营造多种群像组合形态,透出生动和谐的形式美感。画家还善用细节传情达意,如以侍女的探头听琵琶暗示演奏技艺之高,以盘中水果点明节令,以案上烛火表示时间等等,都值得细心去体会。这幅长卷线条准确流畅,工细灵动,充满表现力。设色工丽雅致,且富于层次感,神韵独出。
   五代的花鸟画也出现了两大阵营,以西蜀黄筌为代表的一派,被称为"黄家富贵",因为他们多描绘宫廷苑囿中的珍禽奇花,画法精细,以轻色渲染而成;而江南的徐熙所代表的一派,则多取材于水鸟野卉,画法多用墨笔,色彩极少,相对黄筌一派的风格,这一派被称作"徐家野逸",这种现象被称为"徐黄异体"。
人物画家
   周文矩,句容(今属江苏)人。曾在南唐后主李煜时任画院翰林待诏。工冕服、车器、人物、仕女,多以宫廷或文人生活为题,以"用意深远"著称。其仕女画师从周昉,作风更加纤丽繁复,用笔多以"战笔"为特点。现藏故宫博物院的《重屏会棋图》是他的传世作品之一,描绘南唐中主李璟与兄弟们在屏风前对弈的场面。因背景屏风上又画屏风,所以称为"重屏",该图无名款,宋元藏印均伪,但人物服饰及生活用品为五代遗制,至少可以反映周文矩画法的面貌。藏于美国弗利尔博物馆的《琉璃堂人物图》卷为清人摹本,该画描绘盛唐诗人王昌龄与其诗友李白、高适等人在江宁琉璃堂唱和的故事。宋徽宗误题为韩滉《文苑图》的传本其实是该画的一部分。《宫中图》一画为南宋摹本,记载说为周文矩真迹临本。
   顾闳中,江南人,南唐中主画院待诏。曾与周文矩奉后主之命潜入"多好声色,专为夜饮"的大臣韩熙载府第,目识心记,绘画以进。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也是顾闳中唯一的传世作品,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韩熙载夜宴图》长卷。该画真实地描绘了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韩熙载纵情声色的夜生活,成功地刻划了韩熙载的复杂心境。为古代人物画杰作。但有人将此画断为宋人摹本,未得公认。
   贯休(832-912),俗姓姜,字德隐,婺州兰溪(今属浙江)人。生于唐末,入蜀后称为禅月大师,善诗书画,画承阎立本风格,后自成一家。其风格奇古,造型夸张,富于装饰趣味。传世作品有藏于日本京都高台寺的《十六罗汉像》,为宋摹本,绘释迦的十弟子,有唐画遗风。明末著名画家陈洪绶深受其风影响。
花鸟画家
   徐熙,金陵(今江苏南京)人。擅画花木、禽鱼、蔬果,作画多取材于田野自然物象,画法是"落墨为格,杂彩副之",墨迹与颜色不相隐映,传达了一种"野逸"之趣,历来受到人们重视。可惜其真迹已无,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雪竹图》被认为可以反映徐熙的风格。
   黄筌(903-965),字要叔,成都人。曾先后供职于王蜀与孟蜀宫廷。北宋初年与儿子黄居宝、黄居寀、黄居实及弟黄惟亮等转入宋代画院。曾师从刁光胤、滕昌祐、孙位等人,取各家之长而自成一家,尤工花鸟。他的取材宫苑珍禽的题材、工整细丽的画法,创造了一种充满"富贵"之气的效果,深得宫廷贵族的喜好。传世作品有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写生珍禽图》卷,描绘飞禽昆虫等20余种,刻划精细逼真。因款书"付子居宝习"而被确定为他给儿子的习画范本,也有人认为款为后添。

荆浩《匡庐图》 荆浩的代表作之一,描绘的是庐山的自然景色。此作画境宏阔博大,气势雄伟峭拔,反映出以荆浩为代表的北方画派的基本艺术特征。为了便于吸纳万象,写成“全景山水”,作者采用立轴构图,以纵向布局为主。由下往上看,作品层次井然,一层高过一层。画面下端细绘出山麓景致,树木、屋舍、河流、石径、撑船的舟子、赶驴的行人,一一摄入笔端,准确表现出来。再往上是山间峰峦、瀑布、亭屋、桥梁、林木,山光岚气,隐约浮动,山峰越上越高。越高越形峭拔,在群峦众岭的映衬环拥下,最高峰挺然直出,上摩穹苍。此图集中体现了荆浩的笔法特点,勾、皴、染三法并举,既突出了造型的结构、形态的立体感和厚重感,又显示了水墨技法的特殊韵致。在画面的营造上,作者将“高远”、“平远”二法结合起来,交替使用,峻峭耸立的巍巍峰峦与开阔平旷的山野幽谷自然出现在图中,毫无抵牾不合之处;而古松巨石与层叠的峰峦相映相发,更是将全画幽深缥缈的境界清楚准确地烘染出来。

北方山水画家
   荆浩,字浩然,沁水(今属山西)人,五代后梁画家。于唐末隐居太行山洪谷,自号洪谷子。他的画囊括了唐人`用笔用墨的经验,开创了以描写大山大水为特点的北方山水画派。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匡庐图》相传是他的作品,该作品虽未经《宣和画谱》著录,但一直被认为是可以代表荆浩画风的作品。此画描写庐山一带景色,气势宏大,结构严谨,高远法与平远法并用,画法则是先以线勾轮廓,再以短条子皴其质感,复以水墨渲染。
   关仝,一作同,长安(今西安)人,活动于后梁至北宋初。早年师法荆浩,晚年笔力过之,喜画秋山寒林、村居野渡等题材。他的画风,笔简景少,但气壮意长,在北宋时与李成、范宽并?quot;三家山水"。传世作品有《关山行旅图》与《山溪待渡图》,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关山行旅图》轴写高耸峰峦,深谷云林,寺庙隐于其间,近处小桥茅店,有旅客商贾往来,富有生活气息。所画树木有枝无干,用笔简劲老辣。据记载,关仝不擅人物,画中人物多求同时画家胡翼动笔。《山溪待渡图》亦绘堂堂大山之景,极具时代特点,突出了山川雄壮之气,亦北宋以前画风。
江南山水画家
   赵幹,江宁(今南京)人,南唐后主李煜时的画院学生。擅画山水、林木、楼观等。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江行初雪图》是他流传的唯一作品,也是南唐时代江南山水画家流传的最为可信的作品。该画描写江南渔村小雪中渔民的艰苦生活,用细笔绘树木、芦苇及树石等,小雪则以粉弹法为之。
   董源(?-962),字叔达,锺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南唐中主时曾任北苑副使,世称"董北苑"。他的山水多画江南景色,草木丰茂,秀润多姿,被人们形容为"平淡天真"。其用笔细长圆润,称"披麻皴",有时也用点描绘郁茂的丛树苔草。宋代沈括说董源的画"用笔甚草草,近视几不类物象,远视则景物粲然"。现存的可以认定为董源真迹的有三类。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龙宿郊民图》所绘山岗圆深,草丰木茂,杂树掩映,山麓则有人家张灯于树,似乎有节日之气。此画人物近于工笔重着色法,山水为小青绿,用披麻皴,山顶作矾头,已自成一家面貌。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夏山图》和辽宁博物馆的《夏景山口待渡图》以及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则属另一类,水墨淡色,形体如一,都是描写江南多泥被草的山峦丘陵,风雨明晦中的平远景色,用短条子和墨点的组合描绘景物,这是董源确立的一种新的风范。还有一类为藏于美国王季迁处的《溪岸图》,今已售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后苑副使臣董源画"款,画高山峻岭景象,不突出用笔,重用墨,有推测为董源早期作品者。但此画真伪争议极大,曾于1999年末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引发一场大讨论,有专家说其为张大千伪作之画,双方各执一词,但国内专家多倾向于真迹一说。
   巨然,江宁(今南京)人,在江宁开元寺为僧,北宋时仍在活动。工山水,师承董源,笔墨清润,多画烟岚气象,擅用长披麻皴,以破笔焦墨点苔,较之董源更为雄秀奇逸。传世真迹有《秋山问道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万壑松风图》(上海博物馆藏)、《山居图》(日本斋藤氏藏)与《溪山图》(藏处不详)等。另外,历来被断为巨然真迹的《层岩丛树图》、《萧翼赚兰亭图》(均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与《溪山兰若图》(藏美国克利夫兰美术博物馆)属另一种面目,山上布满被称“矾头”的小卵石,树木草苔等均不如前四图,有专家推测为其早年所作。

《龙宿郊民图》,是董源重要的传世作品之一,它描绘了居住于江边山麓的民众庆贺节日的情景。此图以山为主,右侧的两座大山占据了画面的大半,山顶且有矾头。山下水面空阔,溪流蜿蜒,树木茂密成林。山下的人家在树头挂起了灯笼,溪边又有两条舟船,上竖彩旗,数十人自岸及舟联臂排列,似正在表演庆贺的歌舞。山下道路上点缀着一两行人,似在赶路,又似在游览。这幅图画的用意应该是表现清雅的江南山水中居人生活的舒畅和愉悦。在董源的山水作品中,这似乎是一个常见的主题,即使是以表现山水为第一目的,他还是情不自禁地要画出居人的生活图景,并将此中透出的生命活力感染给无言的山山水水。此作技法池以披麻皴和水墨渲染为主,画山形时先勾出轮廓,再用长披麻皴手法,以中锋笔自上而下左右披拂,线条大致平列,但也时时交叠会合。山上的吩蜃骺招牡泷澹氏植菽据谵ㄇ樽础T隈迦净∩匣矣指绞笠灾冂苯酵啡疚嗦獭U庋徒钏佳档木谏枭屯跷纳糜盟擅畹亟岷掀鹄础:笕顺圃薅础吧衿犯窀撸抻氡纫病薄R浴读藿济裢肌费橹幕娜凡焕⑽小捌贰庇小案瘛钡纳铣酥鳌?/FONT>

唐宋间,禅宗盛行,南方山水画派崇尚“平淡天真”。观此图,虽主峰耸立,却无坚凝、雄强之势,但见柔婉;曲山抱合处,密林丛丛,三二茅舍坐于其中,柴门洞开,引小径回旋,折入深谷;坡岸逶迤,有树木偃仰,碎石临流,蒲草迎风。令人幽情思远,如睹异境,如米芾所赞, “……岚气清润,布景得天真多……明润郁葱,最有爽气……老年平淡趣高。” “巨然山水,平淡奇绝。”巨然师董源画山用淡墨长披麻皴,层层深厚,山头转折处叠以矾头,用水墨烘染,不施皴,留白,苔点飞落, “用笔草草,近视之儿不类物象,远视则景物粲然”,整个画面气势空灵,生机流荡。

宋代绘画

赵佶《听琴图》本画描绘得相当精致,人物表情以及画面气氛,足以引人人胜。通过纤细的技法和迷人的色彩,把作品描绘得工整清丽,神妙无加。但从所流传的赵佶各种画笔看来,以及古人的一切看法,认为此图不是赵佶之手笔,元汤自谓“余自可一望而识”。胡敬曾在他所著《西清札记》中大骂在上面题诗的蔡京,说他公然敢于皇上画笔上面正中题诗,看来是有一定的道理,也是我们值得分析的。应该说,无论如何蔡京不应该如此“肆无忌惮”地题诗于画之正中,而且还在皇上御笔上方。因此,历代鉴赏家认为《听琴图》并非赵佶之作。然而不管此作是代笔,或者是画院中人的作品,无论如何,它都是一幅“神笔之妙、无以复加”的上乘作品。
   中国宋朝延续300多年,其绘画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民间绘画、宫廷绘画、士大夫绘画各自形成体系,彼此间又互相影响、吸收、渗透,构成宋代绘画丰富多采的面貌。
   绘画的繁荣 北宋统一消除了封建割据造成的分裂和隔阂,在一段时期内社会保持着相对安定局面,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城市布局打破坊和市的严格界限,出现空前未有的繁荣。南宋虽然偏安江南,由于物产丰盛的江、浙、湖、广地区都在其境内,大量南迁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一起共同开发江南,经济、文化都得到继续发展并超过北方。北宋的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南宋的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等城市商业繁盛,除贵族聚集外,还住有大量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城市文化生活空前活跃,绘画的需求量明显增长,绘画的服务对象也有所扩大,为绘画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
   宋代绘画进入手工业商业行列,与更多的群众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一批技艺精湛的职业画家,将作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汴京及临安都有纸画行业。汴京大相国寺每月开放5次庙会,百货云集,其中就有售卖书籍和图画的摊店;南宋临安夜市也有细画扇面、梅竹扇面出售;汴京、临安等地的酒楼也以悬挂字画美化店堂,作为吸引顾客的手段。市民遇有喜庆宴会,所需要的屏风、画帐、书画陈设等都可以租赁。适应年节的需要,岁末时又有门神、钟馗等节令画售卖,为市甚盛。北宋时,汴京善画“照盆孩儿”的画家刘宗道,每创新稿必画出几百幅在市场一次售出,以防别人仿制;专画楼阁建筑的赵楼台;画婴儿的杜孩儿,也在汴京享有盛名。吴兴籍军人燕文贵常到汴京州桥一带卖画。山西绛州杨威,善画村田乐,每有汴京贩画商人买画,他即嘱其如到画院门前去卖,可得高价。社会对绘画的需求和民间职业画家创作的活跃,是推动宋代绘画发展的重要因素。宋代由于手工业的发达,促成了雕版印刷的发展与普及,出现了汴京、临安、平阳、成都、建阳等雕版中心,不少书籍及佛经都附有版画插图,现存宋金雕印的弥勒像、陀罗尼经咒、《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赵城藏》等,可见其绘刻之精美程度。

苏轼《枯木怪石图》 米芾《画史》说: “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 《枯木怪石图》简洁明了的画面上,怪石盘踞左下角,石后冒出几枝竹叶,而石右之枯木,屈曲盘折,气势雄强, “怪怪奇奇”,于笔意盘旋之中,凝聚成一团耿耿不平之气,更有一股浩然气脉,由石而树、由树干而树梢,扭曲盘结。直冲昊天。苏轼一生,几遭贬谪,在错综复杂的宋王朝政治斗争中饱尝仕途的滋味,愤懑不平之气交织于心,发诸毫端,借诗画以泄胸中盘郁。苏轼曾自题其画云: “枯肠得酒芒角出,肺肝错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足以说明其抒写胸臆之情。苏轼作画,固然重视抒发情感,但并不忽视形式技巧。他曾自谓: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追求。” “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 快也。” “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回头再观此图:枯木用笔迅疾、取势不惑,画心枯淡盘旋,墨色变化多端。运用书法之笔法,飞白为石,楷行为竹,随手拈来,自成一格。作为艺术家,苏轼在绘画上不落前人之窠臼,不拘古人之绳墨,强调表现自我,有所创新。倡导“士夫画”,批评院体之匠气。强调神韵,不拘形似,真诚抒发胸中意趣。再观共文、其书、其人,诚然如是。
   在五代南唐、西蜀建立画院的基础上,宋代继续设立翰林图画院,以培养宫廷需要的绘画人才。北宋徽宗时还曾一度设立画学。宋代多数帝王如仁宗、神宗、徽宗、高宗、光宗、宁宗等人都对绘画有不同程度的兴趣,出于装点宫廷、图绘寺观等需要,都很重视画院建设。特别是徽宗赵佶,本人在绘画上具有较高修养和技巧,注意网罗画家,扩充和完善宫廷画院,并不断搜访名画充实内府收藏,导致了宫廷绘画的兴盛。画院画家与社会保持一定联系,但又受皇帝的制约,宫廷绘画带有明显的贵族美术的特色,既精密不苟,又在某些作品中有萎靡柔媚的趣味。画院集中了社会上的优秀画家,体现了时较高的水平,创作出如郭熙的《早春图》、《关山春雪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西湖争标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李唐的《采薇图》、《万壑松风图》,马远的《踏歌图》、《水图》等一大批成功的作品。   唐代出现的文人画,从北宋中后期以后形成巨大的艺术潮流。当时对绘画的收藏、品评和延纳画家作画已在上层文人士大夫中蔚然成风。更有不少文人亲身参加绘画实践,像诗词一样用以寄兴抒怀,在题材选择、形象处理及审美情趣上,都有自己的独特要求。他们在画幅上题字咏诗渐次增多,开辟了书画题跋的新天地,并能自觉地将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引入绘画中,极大地丰富和提高了绘画艺术的表现手段。两宋时期文人士大夫中涌现了仲仁、扬无咎的墨梅,文同的竹,苏轼的古木怪石,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云山,赵孟坚的水仙等,成为后世文人画家追随学习的典范。此外较为著名者还有燕肃、晁补之、宋道、宋迪、蔡肇、张舜民等人。文人士大夫在绘画理论上也颇有建树,欧阳修提出表现萧条淡泊的情怀,陈与义主张“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等一系列见解都具有代表性。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绘画影响到辽金地区,成为元明文人画发展的前导。
   在绘画高度繁荣的基础上,绘画理论著述也大量问世。画史、画论、绘画赏鉴及收藏著录等著作大量流传,如《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画史》、《林泉高致》等,成为今日研究古代绘画的重要文献依据。
   绘画的发展阶段 大致有4个阶段:

马远《梅石溪凫图》 马远极善造境。在此画中,一角山岩横空伸出,却不突兀; 一泓清泉,淡淡水气,静显清晨之态;梅枝两三,花蕾初绽,盎然生机便呈其中;野凫戏水,争知春暖,打破了山涧宁静,平添了许多生趣。抒画之意,涵诗之情,境味隽永,是此画最大特点之所在。 “马一角”之名称雅号也可以从此画中观出一二意味。《梅石溪凫图》除此构图巧思之外,在用笔上也是颇具特色的。如图中左下角的巨岩用的是小斧劈皴,笔法有力明晰,横出之石则用晕染之笔,迷迷累累,突兀之感顿然消失,而且还衬托出些许空远之感。点苔儿笔用在岸边与巨岩之上,岩之峻因此而含润,岸之平淡则有几许浓郁生气。梅枝如虬龙展体,铁臂横伸,笔法劲硬有力却又不失曲折游动之变化,梅花点缀更丰富了枝干的动感, 与戏水野凫相映成趣。构图之巧与用笔之活,皆成趣味,简洁明快,雅意横生。落款也有独到之处。在此画中,既未见题辞,也未见作者印章,而且作者的题名落款如不细心观看尚不易找到。原来作者将自己的姓名以近似点苔的用笔题在巨岩下部空白处,稍不留心就会让人误以为是点苔之笔。由此也可见作者构思巧妙,用心独到。
   ① 宋初100余年间,大体遵循五代绘画传统。北宋开国后,汴京一带成为绘画艺术中心,宫廷画院先后集中了来自西蜀的黄居□、黄惟亮、夏侯延□、赵元长、高文进等,南唐的董羽、厉昭庆、蔡润、徐崇嗣等及中原一带的王霭、赵光辅、高益等画家。院体花鸟画以黄家富贵体为规范,道释画中以吴家样影响最大,山水画以院外画家成就最高。此外,李成善画寒林平远,范宽善画崇山峻岭,许道宁善画平远、野水、林木,他们3人皆先后在不同方面,发展和丰富了荆浩、关仝的北方画派。以董源、巨然为代表的江南画派在此时期则影响不大。当时画院内外以山水画知名的还有燕文贵、翟院深、高克明、李宗成、屈鼎等,擅长宗教壁画的有王□、高文进、武宗元等,花鸟画则有赵昌、易元吉、王友等。这些画家的创作实践,酝酿着北宋绘画风貌的新变化。
   ② 熙宁和元丰之际,出现了以李公麟为代表的鞍马人物画,以郭熙为代表的山水画,以崔白为代表的花鸟画。他们在内容及艺术上都展示出崭新的风貌,都具有精湛的技巧和深厚的修养。李公麟以单纯朴素的白描形式,精确地表现了不同阶层、民族、地域人物的特征,特别是在刻画士大夫生活形象和情趣上,获得极大成功。崔白和郭熙都可以不经起稿而放手作画。崔白描绘季节气候变化中禽鸟的情态,善于表现败荷凫雁的荒情野趣,突破了宋初以来画院内黄氏体制的规范,取得了更为自然生动的效果。郭熙通过景色季节及气候的描绘,表现了山水林泉的幽情美趣,把李成以来的北方山水画派推向更高水平。以苏轼、文同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绘画潮流,也于此时形成。驸马都尉王诜筑宝绘堂收藏法书名画,并于府第西园中聚集诗人画家赋诗作画,皇族赵令穰善作清丽富有诗意的小景山水,以及米芾这一时期已开展的书活动,都显示出这一阶层艺术活动的活跃。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郭熙父子《林泉高致》及苏轼等人的论画诗文显示了此一时期绘画理论的新成就。
   ③ 徽宗赵佶、高宗赵构统治时期,是宋代宫廷画院最为繁荣的时期。徽宗时画院制度已相当完备,社会上民间画家艺术水平的提高,为画院输送了不少优秀画家。此时画院高手云集,善画百马、百雁的马贲,开南宋山水画新风的李唐,善画风俗界画的张择端,富有才华的青年山水画家王希孟,善画花鸟翎毛的韩若拙、孟应之、薛志,以画婴儿货郎著称的苏汉臣,为徽宗代笔供御画的刘益、富燮等人,都以画艺精湛、笔墨不凡而著称。徽宗时内府书画收藏极富,公卿士大夫收藏家也甚多,《宣和画谱》反映了当时宫廷收藏的盛况。靖康之变,汴京被金兵洗劫,一部分画家被掳北去,宫廷藏画流散北方甚多,给金朝统治区绘画发展以相当影响。另外,大批画家纷纷逃到江南,又成为南宋高宗画院中的骨干力量,促进了江南地区绘画的发展。
   ④ 孝宗以后的南宋时期,特别是光宗、宁宗时期,山水画继李唐之后,出现了明显的画风变化,代表画家为刘松年、马远、夏圭等人。他们重视章法的剪裁,巧妙地利用画面大片空白突出鲜明的形象,画面效果含蓄凝练,简洁而富有诗意,具有优美的意境,简率而富有表现力的大斧劈皴则显示了笔墨技巧的提高。历史故事画及风俗画在整个南宋时期都比较发展,此时出现的李嵩是尤其值得注意的画家,他曾作《宋江三十六人像》、《服田图》、《四迷图》、《观潮图》等,作品大都含有深刻的意义。梁楷、牧溪、温日观的水墨、减笔则开了元明写意画之风气。

李唐《万壑松风图》款识题于远峰上:“皇宋宣和甲辰春,河阳李唐笔。”可知作于一一二四年,其时李唐约七十岁左右,是南渡前的作品。画面山峰高峙,山石巉岩,峭壁悬崖间有飞瀑鸣泉,山腰间白云缭绕清岚浮动。从山麓至山巅,松林高密,郁郁葱葱。山脚下乱石珠连,水流奔涌。大自然雄壮之气扑面而来,给人以气势磅礴的感觉。李唐布局中取近景,突出主峰和崖岸,以造成迫在眉睫的视觉感受。山石皴法,融合了李成、范宽、郭熙诸家技巧,用多种皴法表现不同的石质,如主峰,上端用长钉皴刮铁皴,中部偶尔参以解索皴;在山腰以下使用独创的马牙皴。此外还可以看出其后来创造出小斧劈、大斧劈的雏型。对皴法的运用是李唐在此图中的最大特点,对后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到现代还在为人们所学习探讨。
   绘画各科的发展 宋代绘画分科更加细致、专门。宋徽宗时期办画学,分为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6科。《宣和画谱》著录藏画,则分为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10门。孝宗乾道三年(1167)著成的《画继》辑录画家时,则分为仙佛鬼神、人物传写、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畜兽虫鱼、屋木舟车、蔬果药草、小景杂画等 8类。这些现象反映了绘画表现范围的扩大和题材分工的细致、深入。
   人物画在反映现实生活中有了大幅度的进步。从唐代以画重大历史事件和贵族生活为主,扩展到描绘城乡市井平民生活的各方面:如卫贤(传)《闸口盘车图》、王居正《纺车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苏汉臣《秋庭戏婴图》、李嵩《货郎图》、朱锐《盘车图》、阎次平《牧牛图》和无名氏《耕织图》、《耕获图》、《柳荫云碓图》、《江天楼阁图》及见于记载的高元亨《从驾两军角抵戏场图》、燕文贵《七夕夜市图》等,都显示了画家视野的扩大和对现实生活的兴趣与热情。宋代城市中描绘民俗题材的节令画如《岁朝图》、《五瑞图》、《大傩图》、《观灯图》也纷纷出现。描绘贵族文人生活的绘画仍然流行,带有情节的肖像性绘画,如李公麟《西园雅集图》、赵佶(传)《听琴图》也都具有较高艺术成就。历史故事画中常糅进民间传说,曲折地表现了对当时政治的态度。如描绘操守气节坚贞不屈的人物的《采薇图》,诤言直谏以及与权□的斗争的《朱云折槛图》、《袁盎却坐图》、《陈元达锁谏图》,反映以正确策略解决民族问题的《免胄图》、《便桥会盟图》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描绘因战乱和复杂的民族关系而造成的不幸悲戚遭遇的绘画非常流行,如《文姬归汉图》、《明妃出塞图》,像当时民间的讲史一样,表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忧患意识。宋代统治者提倡道教,修建寺观,道释壁画虽缺乏唐代那样宏伟的气势,但仍然保持了相当规模。如东京大相国寺、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五岳观、宝□宫及南宋临安的显应观、西太一宫、五圣庙等壁画大都出自画院名家手笔。真宗时为建玉清昭应宫,招募天下画工,应试者逾3000人,徽宗时建五岳观,大集天下名手,应诏者达数百人,可见其人才之众。宋代宗教画中出现更为鲜明的世俗化倾向。以热闹的场面、有趣的情节吸引观众,道教画中创造了大量的神□形象,不少是凭借现实人物形象画成。宋代前期,吴道子画派在壁画中占有绝对地位,从现存壁画粉本《朝元仙仗图》可见其艺术风貌。宋代墓室壁画之数量、质量已不能与汉唐相比。山西高平开化寺壁画、正定静志寺塔和净众院塔基地宫壁画、敦煌莫高窟宋代壁画以及河南等地区发现的宋墓壁画等,都是考察宋代壁画的重要遗存。
   山水、花鸟画在宋代有着飞跃的提高。艺术上大大超越了唐代。宋代花鸟画家极注重对动植物形象情状的观察研究,并为此而养花养鸟。赵昌清晨绕栏谛玩,对花调色写生;易元吉深入荆湖深山,观察猿猴野生情状;韩若拙画翎毛,每作一禽,自喙至尾、足皆有名,谙熟解剖结构。宋代花鸟画家画花果草木,有四时景候、阴阳向背、笋条老嫩、苞萼后先,务求生动逼真。因而评画者视画中猫之瞳孔为竖线而指出《牡丹狸猫图》系画正午景候,农民指出名画《斗牛图》中之牛尾应下垂而不应上举的错误,以及赵佶对孔雀升墩必先举左足的论述都是要求形象真实合理。宋代花鸟画既有精工富丽,表现宫□中珍禽异木的黄氏体;也有笔墨简拔、淡彩着色,描绘败荷凫雁,富有江湖意趣的崔白、吴元瑜体;也有直接抒发士大夫情趣,专写墨竹、墨梅等的文人墨戏体。

张瑀《文姬归汉图》此画收藏有序。前端有明万历的“皇帝图书”和“宝玩之记”两印,后端书款处有“万历之玺”。传至清代为清官内府收藏,卷上有清高宗乾隆亲笔题签: “宋人文姬归汉图”,下注“内府鉴定”四字,钤“神品”、 “乾隆宸翰”两印。乾隆帝赏画之余,意犹未尽,还在卷上题诗记之。诗末押“比德”、“朗润”两个小方印。此后,画面上还盖有嘉庆、宣统等储印十枚,前隔水上有“梁清标印”、“蕉林秘玩”;后隔水上有“蕉林玉立藏图书”,后隔水之外还有“苍岩子”、“蕉林居士”两方收藏印。
蔡文姬为汉代蔡邕之女,汉末战乱中被掳至匈奴,居十二年。后曹操念其父无后,以金璧相赎归汉。《胡笳十八拍》相传为她所作。历代画“文姬归汉”的画家不少,多有象征,且以《胡笳十八拍》取意,分段描绘。张瑀的画则不以为然,整幅取势,略去背景,用飞扬的线条极有韵致地画出风沙弥漫的漠北大地上,一队迎风行进的人马。画面气势开合起伏,高低错落,以实景和虚景相构和的方式展现主题。人马是直观的、实在的,风沙是联想的、虚幻的。通过实在之物的品味,展开广大的联想空间,是中国画构图的奥妙所在。画面的动感很强,细看的地方很多,人物的衣着、动态、表情都很符合人物的身份。
   “画中最妙言山水”,由于社会的重视,山水画逐渐跃居绘画的主要地位。许多山水画家深入自然山川,朝夕观察和反复体会,因而精确地画出不同地域、季节、气候的特征,追求优美动人的意境。从全景式的大山大水及松石,到用笔简括、章法高度剪裁的边角之景,显示了不同时期的卓越创造。山水景物不仅是仙山楼阁、贵族园囿游赏、士大夫幽楼隐居的景色,更多的是南北方山川郊野的自然景色,其间穿插有盘车、水磨、渡船、航运、捕鱼、采樵、骡纲行旅、寺观梵刹、墟市酒肆等平凡生活情节,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且通过真实的景物描写,体现优美的想像,塑造诗一般的意境。
   绘画的成就 宋代绘画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高峰。它所反映的广泛的现实生活内容,在古代绘画史上是极为突出的。运用多采的优美的艺术形式,创造了很多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元明清绘画中的风格样式及理论大多可在宋代绘画中找到根据,表现了中国绘画的成熟与高度繁荣。
   宋代绘画艺术在技巧上有许多重要创造。着重挖掘人物的精神状貌及动人的情节,注重塑造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花鸟画、山水画追求优美动人的意境情趣,注意真实而巧妙的艺术表现,并努力进行形象提炼,有着高度的写实能力。文人士大夫绘画对于绘画艺术的繁荣提高也有促进作用,他们在主观的表达和笔墨效果的探索上尤有贡献。宫廷绘画在整个社会绘画的繁荣基础上得到高度发展,其艺术成就也不容忽视。

目前学术界对《雪景寒林图》是否范宽真迹尚有争议。长期以来。此图流传不明。图上之印“御书之宝”方玺的印文和印色都具有宋代特点,可见宋代藏于宫中。从此至明代,不知流落何处。明末清初,被收藏家梁清标收藏,图上有“蕉林”“蕉林收藏”朱文方印两枚和“观其大略”白文一枚。其后见录于《墨绿汇观》,有“安氏仪周书画之章”、“思源堂”白文方印两枚和“麓印”朱文方印一枚。大概与此同时,押有“乾隆御书之宝”,说明此图曾被清宫收藏。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又流落民间,被收藏家张翼购得。今有“潞河张翼藏书记”朱文方印和“文孚嗣守”白文方印两印。此图描绘了北方壮美的雪山景色。画中雪峰屏立,山势高耸,白雪皑皑。深谷寒林间,萧寺掩映,流水无波,峰峦沟壑间云气万千。其山取盘桓向上高远之势,其水造平静冷凝之态,其树画深郁寒峭之意。从此图可以体味到,作者已不拘于刻形着物的风格,脱离真山真水,表达出一种写胸中块垒,传意中山水的倾向。
   宋代绘画其代表人物为李公麟、苏轼、文同、米芾等人。艺术上力求洗去铅华而趋于平淡素雅,崇尚天真清新的风格。 真正建立宋代书法独特面貌而最体现高度成就的是北宋中后期出现的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的书法,在书法史上将此四人称为"宋代四家". 南宋书法大都跳不出黄庭坚,米芾的藩篱,其成就远不及北宋,缺少领一代风骚具有深远影响的书法家.
六骏图题跋
   赵秉文行书赵霖昭陵六骏图题跋 金赵秉文书。纸本。行书题赵霖所画《天闲六骏图》。款署“庚辰七月望日”,是年作者六十二岁。书法纵逸酣畅,古朴自然。金元好问云:“闲闲公书如本色头陀,学至无学,横说竖说,无非般若。”此件为赵秉文书法佳作。幅上钤“吴简”朱圆方印,“马”字肖形印一方。《石渠宝笈续编》、《石渠随笔》著录。
行书宏斋帖卷
   纵39.2厘米,横149.9厘米 南宋文天祥书。纸本。此为文天祥致包恢的信札。帖中颇多忧国之言,且书法劲秀,不特以人重也。卷后有明李时勉,清永瑆、绵亿、李瑞棻、朱益藩题跋。曾经明项元汴,清卞永誉、永瑆等人鉴藏。《珊瑚网书跋》、《平生壮观》、《墨缘汇观》著录。 现藏故宫博物院
行书自书诗卷
   南宋赵孟坚书。纸本。行书八十二行,自录旧作诗五首。此卷间架紧密,行次相顾得势,锋颖秀挺不羁,别饶佳趣。自署书于“宝祐甲寅”,即宝祐二年?(125年),是他五十六岁时所写。卷后有赵孟葆及元苏大年等践。曾经明吴帧,清梁清标。安歧、清内府,近人周鸿孙等收藏。《大观录》、《墨缘汇现》、《辛丑销夏记》等书著录。 现藏上海博物馆
待漏院记卷
   南宋张即之书。纸本。所书系北宋王禹撰“待漏院记”一篇。此卷字大如碗口,字体结构严谨,体态俊美,用笔粗壮雄健,取法于颜真卿,然中锋、侧锋交替使用,有方劲古拙、斩钉截铁之感。此卷虽无作者款印,但从字卷的风格看,显为张即之的手笔无疑。卷后另纸有明吴宽、李东阳题跋,对张即之的书法作了评价。卷前有清人王芝林所录《待漏院记》全文刻石拓片。曾经近人吴湖帆收藏。
杨婕妤百花图卷
   传南宋杨妹子作。绢本。工笔设色。画寿春花、长春花、荷花、西施莲、兰、望仙花、蜀葵、黄蜀葵、胡蜀葵、玉李花、宫槐、莲桃、灵芝等各种花卉十四种,另有天空、红日、祥云三种,计十七段,每段各有题咏。画风为南宋院体,设色妍丽,画法简练。景物用马远法,花卉取马麟画法。小楷诗题,字书严谨娟秀,妩媚多姿。画卷前有作者题诗。卷后明人题跋。清梁清标、清内府,近人张伯驹收藏。《石渠宝笈初编》、《书画记》、《丛碧书画录》著录。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是我国十二世纪初期一幅杰出的风俗画,描绘了清明时节,汴京各阶层在城郊一带的种种活动。不仅内容丰富,笔法精炼,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至于画面的内容场景,读者观图便可体味,在此不再赘言。就其构图艺术,作者采用中国古代画家运用的“鸟瞰法”,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作者对社会生活和一切事物的特征观察极精,并有很敏锐深刻的形象记忆力和组织构图的卓越技巧。至于人物神态的生动,树木、水纹笔法的健朴流畅,界画的精炼和谐,都可见于作者在人物、山水、楼阁诸方面的全面修养。它集宋代各画种的高超技艺于一图,纷繁多变,于繁杂间游刃有余。尤其是对人物形态的仔细观察,并精心刻画,我们从图中可逐一欣赏。至于内容的思想性,则更值得重视,它表现了当时的社会风俗和生活风貌,并重点刻画了作为当时交通命脉的汴河运输情况和劳动者的艰苦生涯,实为我国古代绘画之瑰宝。此画无作者署名,因画后金代张著之题跋明其作者及生平。《宣和画谱》亦不载张择端画名,疑有别由。如陆完跋曰:“宣和书画谱之作,专于蔡京”,京以权奸排除异己,因此《画谱》不载张氏,犹《书谱》之不载苏黄。此说甚是。
薇亭小憩图
   赵大亨薇亭小憩图纨扇 南宋赵大亨作。绢本。设色。画山峰脚下庭院景物,界画凉亭,两棵挺健的紫薇树,叶茂花繁,玲珑石点缀其间,亭中一人床上休息,幽静凉适,清旷之气超出尘表。石面上作者行书“赵大亨画”款。《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雪山行旅图轴
南宋刘松年作。绢本。设色。图中山白雪皑皑,映衬秋霜红叶丛树,分外妖娆,林中房舍既然隐现,绕村水面,一舟泊于岸边。岸渚溪桥,行旅者不畏严寒,踏雪而行。全画用笔工细,人物面貌高古,神态刻划入微。房舍以界画笔法为之,工整严谨。山体巍峨,富有气势。画面左侧下端山石署有“刘松年画”四字款。
月夜秋声图页
   南宋马和之作。绢本。设色。画面月兔东升,激流若响,岸边老树摇曳落叶,一人席地坐虎皮之上,临流独饮遐思,旁立一童子侍候。无款印。左上方赵孟頫行书“白沙留月色,绿柳助秋声”五言诗句,这一完美的概括,更增加了诗情画意。此图的画风,与《唐风图》一致,极富生活气息。上钤有项元汴、文石收藏印记。清高宗弘历行书七方诗对题:“散坐坡陀满意情,静晞月色聆秋声。谁为能者谁所者,四句金刚概七情。”下钤“意在笔先”印。明项元汴,清内府收藏。《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枇杷山鸟图
   南宋林椿作。绢本。设色。枇杷枝头,硕果累累。一小鸟栖于枝上,俯视着枇杷果上的小昆虫。笔法精细,小鸟生动有神,果、叶描摹细致,具有宋画精密的特点。曾经清宋荤、清内府收藏。《石渠宝笈三编》著录。
宫乐图  轴 北宋 无款  绢本设色  纵48.5厘米,横70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画宫中仕女宴饮奏乐场面。四人在玩笛弄瑟,吹箫弹筝。一名侍女在一旁击板相合。另外五人饮酒赏乐,姿态各异。色彩鲜丽,线条细整。人物略为丰腴。此幅无款印。是北宋人临摹唐人的作品。仕女的面貌服饰、器用皆为唐式,但笔力差弱,表情刻板,显系临摹所致。
五马图 卷  北宋 李公麟  纸本墨笔    

李嵩《夜潮图》 凡读过南宋周密的散文《观潮》的人,都会为文中听描写钱塘潮的壮观而感叹。与周密同时代的南宋画家李嵩的《夜潮图》亦是从造型艺术的角度描绘这一壮丽景观。画面表现的应是八月十五日的中秋之夜,明月当空,清光如水,透过高阁的脊檐栏杆,但见潮峰奔涌而至,如“玉城雪峰,际天而来”。构图上作者不取“全景”,仅以宫苑 角入画面,是典型的南宋山水风格。在月色的处理上亦见作者的用心,作者不以重暗的调子来表现月光倾泻,而以宫苑内部异乎寻常的静寂来体现月夜的静谧。对于浪涛的描绘,尤为精彩,作者将细节的真实和诗意的虚旷相融合,以简明流畅的笔法和醇润的墨色,辅以透明的淡色,来勾勒、渲染、烘托出汹涌波涛,在月光的下面,滉滉漾漾。画面左下方署“臣李嵩”, 画的上方有坤卦图书,并题有“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十四字蝇头小楷。
   李公麟(公元1049--1106年),字伯时,舒城(今  安徽)人。熙宁三年(公元  1070年)中进士,擅书画, 尤工人物又以画马著名。精于白描,风格独特。画宋朝元右初年天驷监中的的西域 名马五匹依次为凤头骢、锦脯骢、好头赤、照夜白和满白花。各有一名奚官或圉人。画无作者款印,前四马后各有黄庭坚笺题的马名、产地、年龄尺寸,卷末又有黄氏总跋,题为李公麟作。因第五匹马(满川花)后无-黄庭坚笺题,有人怀疑满川花一段非李氏亲笔,为后人补入。所画五位马官。两位是汉人,余马外族。形貌、服饰、神情各异。除局部有烘染外,都用单线白描。行笔劲细,富于变化。刻画出马的殿背的圆劲与弹性。笔法简洁苍劲,所画名马又文秀而又神骏,是宋代人马的杰作。  
阿弥陀经变  唐  纸本设色  纵29厘米,横45.5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1956年春,浙江龙泉金沙塔中发现的经卷残片。分上下两部分:一为《阿弥陀经》的一部分;上为根据经文所绘变相。根据《阿弥陀经》所绘西方净土变是唐代流行的佛教画题材。由于在经卷中随文描绘,构图与敦煌壁画《西方净土变》迥然不同,以金楼玉宇、七宝莲池居中间,将三世佛退居右边,左边为三个供养人,空间而以天花祥云。设色青绿重彩,壮严臻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一件极为难得的艺术珍品。  
虢国夫人游春图 卷  唐 张萱(宋摹本)  绢本设色  纵52厘米,横148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张萱,唐代开元、天宝间享有盛名的杰出画家。在当时“唐尚新题”风气的影响下,画家采取现实中有典型意义的题材,创作出主题如此突出的杰作,与大诗人杜甫的《丽人行》史诗交相辉映,有其深远历史意义。原作曾藏宣和内府,由画院高手摹装再现虢国夫人挥鞭策马、盛装出游,“道路为(之)耿骇”的典型环境。画面描写了一个在行进中的行列,人马疏密有度,以少胜多。作品重人物内心刻划,通过劲细的线描和色调的敷设,浓艳而不失其秀雅。精工而不流于板滞。原作已失,摹本犹存盛唐风貌,足堪珍视!此图在两宋时为史弥远、贾似道处藏,后经台州榷场流入金内府,金章宗完颜景在卷前隔水题签,指为宋徽宗赵佶所摹。见《庚子销夏录》《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诸书著录。为流传有绪的唐宋名迹中稀有瑰宝之一。  
牧马图  唐  绢本设色  纵53.5厘米,横22.3厘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吐鲁番阿期塔那一八八号墓出土墓主人典仙妃是“晨摇彩笔、晚弄琼梭”的绘画和织绣能手。该墓共出土牧马屏风八扇,这是其中的四扇,可能是曲仙妃生前的手笔。从画上可看到,画家用刚劲柔韧的线条勾画出那些骠肥体壮的骏马,马神态矫健而驯顺。那个身著白衣双眉紧皱的马夫牵著马,低首行进在草地树间,天际白云缭绕,燕雀纷飞,表现了大自然的美好风光,虽然是单线勾描,但马的骨骼肌肉都得到充分的表现,具有很强的立体感。以牧马为题材的绘画,盛唐时期甚为流行,但遗留至今的作品已属罕见牧马屏风可谓稀世珍品。  
捣练图 卷  唐 张萱(宋摹本)  绢本设色  纵37厘米,横147厘米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此图分组描绘宫中妇女加工白练,依次为捣练、织修与熨平。所绘十二人,或长或幼,或立或坐, 神情姿态各异。不唯捣练者的执杵挽袖,织修者的细心理线,拉练者的仰身用力,刻划惟肖,其煽火幼女之畏热,观熨女童之好奇,尤见观察细腻,描写生动。图卷前隔水细花黄绫上有金章宗贵签:“天水摹张萱捣练图”八字全卷中分押金章宗“明昌七玺”。

辽金绘画
   中国辽、金两个王朝先后统治地区内的绘画创作活动。
   辽代绘画

《射骑图》 耶律倍 此图画的是一幅契丹贵族射猎者的肖像。在一匹装饰得很华丽的骏马前面,站立着一位“鬓发左衽”的中年契丹贵族。他腰挎虎皮箭筒,手中持弓,陷入沉思之中。身为 北方草原的民族画家,耶律倍特别擅长于画马,画中之马的体型即 今之蒙古马,身躯低矮,长胴短脚,却很硕健。此画风格细腻、典 雅,与契丹墓室壁画粗犷的风格迥然不同,表明画家颇受他所向往的中原汉文化的影响。
   916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建立契丹国,947年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至1125年金灭辽止,辽王朝统治北中国209年。在辽的统治区内,各民族人民创造了以汉族文化为核心并带有不同民族和地区特点的文化艺术,在契丹族内也涌现出一批富有成就的画家。契丹贵族中受汉文化影响,精通诗文书画的,也不乏其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长子东丹王耶律倍,就是一个卓有成就的画家。他性好诗书,尤精绘事。他于后唐长兴二年(931)投奔后唐明宗,被赐名为李赞华。他善画契丹贵族生活及鞍马,颇负盛名。辽兴宗耶律宗真亦善丹青,曾以所画《千角鹿图》作为礼物赠送给宋仁宗。此外,辽代贵族耶律□履曾于辽兴宗重熙(1032~1055)年间及道宗清宁(1055~1064)年间 2次使宋,写宋皇帝肖像携归。还有南院枢密使萧融,也以好画著名,摹唐代裴宽、边鸾绘画作品。凡有奉使入宋者,他常出重价购求绘画名迹,以备临摹学习。辽与宋在绘画上有着不断的密切交流活动。

辽代壁画
   辽代传世的卷轴画不多,有些作品的可靠性还待进一步论定。传为胡□《卓歇图》(见彩图《卓歇图》(部分辽))、耶律倍(李赞华)《射骑图》、《人骑图》等,技巧皆甚为精湛。传为五代人的《秋林群鹿图》、《丹枫呦鹿图》(见彩图《丹枫呦鹿图》 (辽)),就其题材及画风来看,实为辽画中之精品。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中发现的《采药图》造型质朴,笔墨虽简略,但颇为纯熟,人物造型犹存唐风,带有民间壁画风趣。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两幅绢画《深山会棋图》(见彩图《深山会棋图》(辽))与《竹雀双兔图》,是新发现的辽画重要作品。前者画人物,其屋宇、服饰均为汉制,树石山峦画法属北方系统,研究者认为系辽代汉族画家描写汉族士大夫隐逸生活的创作。后者以对称的布置和富有装饰性的手法描绘动植物,风格独特,带有契丹族画师的若干特征。辽代寺庙壁画尚有少量遗存,1949年后考古发掘中又发现了一些辽墓壁画,为了解辽代绘画提供了宝贵资料。
   辽代绘画继承唐及五代传统,却又独具特色,多描写北方少数民族生活情状,以人物、鞍马居多。画花卉鸟兽带有浓郁的装饰味,技法有独到之处,唯山水画处于发展阶段,尚未臻成熟,远不及北宋绘画之隆盛。

张圭《神龟图》
   金代绘画
   1115年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建立金朝,金太宗继之灭掉辽及北宋,称雄北方,成为与南宋对峙的强大王朝。金朝在当时北中国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下,积极吸收汉族文化典章制度和汉族美术。1127年金兵攻破北宋京城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便将一些画工俘掳北去,使其在金朝地区内从事绘画活动,北宋宫廷藏画也有不少流散到北方。在汉文化影响下,金代绘画较之辽代更为隆盛,特别是金世宗大定(1161~1189)年间迄金章宗泰和(1190~1208)年间,绘画活动益趋活跃。金代宫廷讲求书画名迹的收藏,以所获北宋和内府藏画为基础,复从民间征集加以充实。金章宗善诗文书法,又爱好绘画,他在政府秘书监下设书画局,将藏画加以鉴定,又效宋徽宗书体在名作上题签钤印。金朝还在少府监下设图画署,“掌图画镂金匠”。文献中也记载金世宗大定十四年诏画功臣28人像于衍庆宫,则是仿效汉唐画功臣像的重要绘画活动。
赵霖《昭陵六骏图》
   金代有关书画家和流传作品,没有完整的文献记载,但在金元人的诗文中,亦可窥见此时期的书画风气之盛。如金人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元好问《中州集》及《遗山文集》、胡□□《柴山大全集》、汤□《画鉴》、夏文彦《图绘宝鉴》等书中,对金代书画家任询、王庭筠父子、杨邦基、李早、武元直等人及其作品均有论述。遗存至今的作品如李山《风雪杉松图》,可见其受郭熙、王诜影响颇多。武元直《赤壁图》以全景山水表现赤壁壮美的景色,都与南宋马远、夏圭画风不同。王庭筠《幽竹枯槎图》,与北宋苏轼《枯木竹石图》一脉相通。张圭《神龟图》在格法上与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亦有相通之处。赵霖《昭陵六骏图》反映了金代鞍马成就。张圭《文姬归汉图》又可见金代人物画的风貌。现存山西朔县崇福寺、山西繁峙岩山寺等处的金代壁画,以及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几处金代墓室壁画,可以看出金代壁画也是相当繁荣的。金代绘画对元代绘画有重要的影响。

元代绘画

《秋郊饮马图》是赵孟頫晚年人物鞍马画的代表作。图中画牧马官驱骏马十数匹驰逐于野水长堤、绿波红树之间。此图布局讲究藏露,中景露地不露天,林木、坡石、人马置于右半部,人马向左方走,把来处藏于画外。左方只露出树干和溪水,把树干和远山远水藏于画外。堤岸、溪水向左方延伸,通过岸上两马的奔逐,点出境外尚有无限景物,画似尽而意未尽。作者将书法用笔融入绘画,人马线描工细劲健,严谨中蕴隽秀;树石、陂陀行笔凝重,苍逸中含清润。绿岸、丹枫、红衣,设色浓郁中显清丽,且色不掩笔,淳厚而富于韵致。十匹马的神态各异,或奔腾追逐,或徐步缓行,或低首就饮,或引颈长鸣,人马虽小。意态生动。此图是形神兼备、妙逸并具的佳作。
   13世纪初,蒙古族兴起于塞北,国势逐渐强盛,1234年灭金,取得金朝原有的华北之地,于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建立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的元帝国。元代立国之初,蒙古族统治者在教育程度、文化艺术素养等方面,与中原士大夫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遂礼遇儒臣,重视汉文化,从儒家经典中学习治国之道。世祖忽必烈具有雄才大略,他大力招揽人才,广收“江南遗逸”,重用汉族儒臣,还命汉族士大夫对皇室成员及蒙古族大臣弟子进行汉文化教育。至仁宗和文宗朝(1312~1332),更进一步“亲儒重道”,礼遇文士,尤其喜好书画艺术。文宗建立奎章阁,任命画家、书画鉴藏家柯九思为鉴书博士,对内府所藏书画进行鉴别查定,故翰墨之盛以文宗时为最。
   元代绘画中,文人画占据画坛主流。因元代未设画院,除少数专业画家直接服务于宫廷外,大都是身居高位的士大夫画家和在野的文人画家。他们的创作比较自由,多表现自身的生活环境、情趣和理想。山水、枯木、竹石、梅兰等题材大量出现,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人物画减少。作品强调文学性和笔墨韵味,重视以书法用笔入画和诗、书、画的三结合。在创作思想上继承北宋末年文同、苏轼、米芾等人的文人画理论,提倡遗貌求神,以简逸为上,追求古意和士气,重视主观意兴的抒发。与宋代院体画的刻意求工、注重形似大相径庭,形成鲜明的时代风貌,也有力地推动了后世文人画的蓬勃发展。在元代短短90余年内,画坛名家辈出,其中以赵孟頫、钱选、李□、高克恭、王渊等和号称元四家的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最负盛名。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山水画
   元代绘画以山水画为最盛,其创作思想、艺术追求、风格面貌,均反映了画坛的主要倾向,影响后世也最深远。元初山水画家以钱选、赵孟頫、高克恭为代表,他们均对传统山水画进行了认真探索,并托复古以寻求新路。钱选善画青绿山水,师法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和南宋赵伯驹,并融进文人画的笔意和气韵,具有一种生拙之趣。赵孟頫的山水画,广泛吸收名家之长,强调书画同源,并将书法用笔引入绘画创作中,形成多种面貌。他早年学晋唐,多青绿设色,如《幼舆丘壑图》,空勾填色,不加皴点,格调古拙;46岁以后师法五代董源和北宋李成、郭熙,以水墨为主,有时将水墨与青绿画法有机结合,一扫南宋院体积习,发展了山水画的表现技法,成就突出。高克恭变化出入于米芾、董源、李成之间,形成了浑穆秀润的独特风格,在元初与赵孟頫、钱选并驱。元代中后期,崛起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这四大家。

《渔庄秋霁图》是倪瓒五十五岁时的作品,充分展现了他成熟时期的典型画风。画卷描绘江南渔村秋景及平远山水,以其独特的构图显露个人特色,即所谓的“三段式”。画面以上、中、下分为三段,上段为远景,三五座山峦平缓地展开;中段为中景,不着一笔,以虚为实,权作渺阔平静的湖面;下段为近景,坡丘上数棵高树,参差错落,枝叶疏朗,风姿绰约。整幅画不见飞鸟,不见帆影,也不见人迹,一片空旷孤寂之境。中国画极为讲究笔法。倪瓒在前人所创“披麻皴”的基础上,再创“折带皴”,以此表现太湖一带的山石,如画远山坡石,用硬毫侧笔横擦,浓淡相错,颇有韵味。其画中之树也用枯笔,结体有力,树头枝桠用雀爪之笔型点划,带有书法意味。画的中右方以小楷长题连接上下景物,使全图浑然一体,达到诗、书、画的完美结合。倪瓒平实简约的构图、剔透松灵的笔墨、幽淡荒寒的意境,对明以后的文入画家产生很大的影响。
他们主要继承董源、巨然等的山水画传统,在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上,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赵孟頫的影响,又各具特色。黄公望发展了赵孟頫的水墨画法,并上追董源、巨然,多用披麻皴,晚年大变其法,自成一家。其作品有浅绛和水墨两种面貌。他的浅绛山水,烟云流润、笔墨秀逸、气势雄浑;水墨山水,萧散苍秀、笔墨洒脱、境界高旷,其韵致高于赵孟頫。王蒙是赵孟頫外孙,除受赵孟頫影响外,也曾得黄公望指点,又直窥董源、巨然画法。他的山水画以水墨为主,间或设色,善用枯笔,创牛毛皴、解索皴法。其作品布局饱满、结构茂密,山峦多至远近10层,树木不下几十种,笔法苍浑,有蓊郁秀逸、浑厚华滋之致。吴镇的山水树石以董源、巨然为归,间及荆浩、关仝,多用湿笔,笔法雄劲,墨气浑润。题材以《渔父图》为多,主要描写江南湖山景色,表现画家避世幽居、浪迹江湖、寄兴山水的隐士生活。作品往往题以秀劲潇洒的草书诗词,使诗书画相得益彰。倪瓒山水画初师董源,后参以荆浩、关仝笔法,写山石树木又兼师李成创折带皴。其作品大多取材于太湖一带湖山景色,多用水墨枯笔干擦,偶尔设色。早中年浑厚之中间出以萧散秀逸,晚年苍劲之中又出以蕴藉高旷,作品有一种萧瑟荒寒之感。元四家以他们各自的创新风格和简练超脱的艺术手法,把中国山水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代表了这一时期山水画发展的主流。
   元代还有一批山水画家,各有师承,自具特色,在画史上也享誉颇高。其中受赵孟頫影响,兼宗李成、郭熙画法的画家,有盛懋、商琦、曹知白、朱德润、唐棣等人。受黄公望和王蒙影响,兼师董源、巨然的有陆广、马琬、陈汝言、方从义、赵原等人。学习南宋院体山水画法,保留马远、夏圭遗风者有孙君泽、丁野夫等人。此外,王振鹏、李容瑾、朱玉等人的山水楼阁,用笔工整细密,折算精确,为元代界画名家。
   人物画 
   元代人物画,远不如山水、花鸟画兴盛,与前代相比,呈式微状态。由于尖锐、复杂的民族、阶级、社会矛盾,使大多数画家消极避世,漠视人生。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画家,主要借山川、枯木、竹石,寄情抒志,疏于表现人事。因此,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人物画极少。随着宗教的风行,在佛道人物画方面,有一定提高。艺术方面,有些画家汲取文人画的笔墨技巧,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就。元代人物画家中,赵孟頫为一代大家,他善画人物、鞍马,师法晋唐和北宋李公麟,善用铁线描和游丝描,笔法劲健,设色清雅,格调古朴浑穆,面貌多样。其他名家还有刘贯道、何澄、王振鹏、钱选、任仁发、张渥、卫九鼎、王绎、颜辉等人。刘贯道师法晋唐,集古人之长,笔法凝重坚实,人物意态舒畅,为元初高手。何澄继承南宋院体遗规,开元代人物画逸笔先路。王振鹏师法李公麟,笔法流畅劲健,人物神情生动,白描间以淡墨渲染,突破了一般只用线描的程式。钱选人物画学自晋、唐,衣纹多用顾恺之高古游丝描,工稳而不板滞,蕴清秀于古拙,自成一种格调。任仁发人物鞍马师法唐人,笔法工细流畅,笔调明快清丽,保留了较多的唐人传统,但亦有自己风貌,在元初与赵孟頫齐名。张渥以画白描人物见长,师法李公麟,用笔流畅飘逸,形象真实,栩栩如生,被誉为“妙绝当世”。王绎善画肖像,笔法细劲,造型准确,神态生动,在元代肖像画家中成就最为突出。颜辉在宗教人物画方面,负有盛誉,他用笔粗润豪放,略近南宋梁楷泼墨法,于水墨晕染中现出凹凸效果。

《双桧平远图》在巨大的画幅上画两株老桧并立于平坡上,顶天立地,占据整个画幅。造型盘曲遒劲,气势雄秀挺拔,使远处山峦、林木、村居蹊径,尽在其俯视之下。画中描绘秀丽的低峦平冈,丰茂的杂木丛林,满布湖泊溪涧略起丘陵的平原,一派旖旎的江南风光。图中桧树用勾勒染墨法,描绘精工,表现出桧树枝干的挺秀刚硬。树冠高高耸立,姿态虬曲若苍龙在天。远树简略双钩树干,枝叶用淡墨草草点成,旷远幽深。远山用淡墨轻染,若隐若现。下坡上多矾石,水墨密点小石的阴凹处,再用淡墨晕染,使山坡湿润融合。其带湿点苔,五墨齐备,天机一片。统观全图,笔墨圆润,多渲染,少皴擦,凹凸分明,层次细腻,可见吴镇湿笔重墨,大气磅礴的画风。
   花鸟画 
   元代枯木、竹石、梅兰等题材的绘画,随着文人画的兴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发生显著变化。其题材往往寓意高洁、孤傲,寄托画家的思想情操。艺术上讲求自然天趣,不尚雕饰和工丽,提倡以素净为贵。主要用水墨技法表现。其画风开启了后来的水墨写意花鸟画的先声。著名花鸟画家有钱选、陈琳、王渊、张中等人。他们在继承宋代院体花鸟画的基础上各变其法。钱选变工丽细密为清润淡雅,晚年更创不假雕饰的水墨写意和彩色没骨的画法。王渊师法黄筌,作品多用水墨法,变工整富丽为简逸秀淡,是元代成就最突出的花鸟画大家。陈琳、张中笔法粗简,突破了宋代院体绘画一丝不苟的规格。竹石画家最著名的有李□、高克恭、赵孟頫、柯九思、吴镇、顾安、倪瓒等人,大都继承文同、苏轼或王庭筠的传统而有自己特色,以水墨法见长。张逊善画双钩竹,在元代几成绝响。其他竹石名家尚有李倜、谢庭芝等人。以画梅著称者有邹复雷、王冕等人,他们多学自仲仁和尚和杨无咎。邹复雷笔法雄秀洒脱、墨气清润。王冕墨梅枝干挺秀,笔法简洁,深得梅花清幽之致。

王蒙 《葛稚川移居图》 葛稚川,名洪,自号抱朴子,东晋时人,著有《抱朴子》、《神仙传》等书传世。此图画葛洪携子侄徙家于罗浮山炼丹的故事。画卷取全景式构图,但又不像宋画那样突出一主峰,而是强调众多山形所造成的一种整体气势和气氛。除画面左角空出一小块水面外,其余各处都布满了山石树木,使景致显得格外丰茂华滋,是王蒙典型的重山叠嶂式。然而此图又与他大部分作品风貌相异,如树叶全用双钩填色,树干精勾细描,树形复杂多变,设色五彩斑斓,不同于他惯用的写意或兼工带写。山石用小笔细写,并用墨、青、赭等色反复渲染,墨彩相彰,画断崖用斧劈、刮铁、折带诸皴法,与他常用的披麻皴与解索皴迥异。画中人物的描法简洁中见精工,造型头大身小,古拙可爱。全画中左下方溪水最亮,烘托了葛稚川的形象。画面山岩重重,树木茂密,加上回环的流泉,曲折的山径,造成一个幽深宁静、远离尘世的境地,反映了当时士人对于隐居的希求。
   壁画 
   元代壁画比较兴盛,分布地区也很广。在继承唐宋和辽金壁画传统基础上亦有新的变化。从实物遗
存和文献记载看,有佛教寺庙壁画、道教宫观壁画、墓室壁画、皇家宫殿和达官贵人府邸厅堂壁画。寺庙、宫观壁画的题材内容以佛道人物为主,殿堂壁画大都描画山水、竹石花鸟,墓室壁画主要反映墓主人生前生活,有人物,也有山水、竹石、花鸟等。参加创作的作者,大多数为民间画工。也有一部分文人士大夫画家。寺、观、墓室壁画多出民间画工之手,宫殿及府邸壁画以文人士大夫画家为主。山水、竹石、花鸟等题材的增多,是元代壁画的显著特点之一,这与文人画的兴盛和当时艺术风尚及审美爱好有密切关系。元代壁画主要分为:
   ① 佛寺、道观壁画。元朝政府为了利用宗教维护其统治,采取了保护宗教的政策,从而使佛教和道教颇为盛行。为了鼓励宗教的发展,元政府还下令全国兴修佛寺、道观,佛寺、道观壁画也随之应运而生,并多邀民间高手绘制。甘肃敦煌莫高窟第3窟和第465窟佛教密宗壁画,山西稷山县兴化寺、青龙寺佛教壁画,山西芮城县永乐宫、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道教壁画,均属于元代壁画代表作。特别是永乐宫壁画,规模宏大,描绘人物众多,内容丰富,技艺精湛,为存世古代道教壁画之最佳作品。广胜寺水神庙壁画中的戏剧人物图和描写明应王宫廷生活的画面,线条苍劲,色彩丰富,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亦堪称元代壁画中的珍品。此外,像西藏的拉当寺、夏鲁寺,内蒙古、辽宁、甘肃、四川和华南许多地区的佛寺、道观中,当时都绘有佛道壁画。
   ② 墓室壁画。元代墓室壁画,据考古发现,最具代表性的有山西大同冯道真墓壁画和北京密云县元代墓壁画,均绘制于元代初期。冯道真墓中的《论道图》、《观鱼图》、《道童图》和《疏林晚照图》等水墨画似乎出自同一位作者手笔,其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墓主人这位道教官员的生前生活、情趣和爱好。图中人物意态生动,景致优美,笔法流畅而苍劲,有南宋人遗规;其章法结构又颇受北宋和金代画法的影响,并且具有文人画的某些特色。北京密云县元墓壁画,人物衣纹勾描娴熟,花卉竹石线条洗练,尤其梅花、竹石作为单幅画面的出现,在前代壁画中极为罕见。上述两墓壁画的发现,对于研究元代早期山水、人物、花鸟竹石的画法和艺术风格的演变有重要价值。其他尚有山西长治市捉马村、辽宁凌源县富家屯、内蒙赤峰市三眼井元墓壁画等。
   ③ 宫殿、厅堂壁画。元代皇家宫殿和贵族达官府邸,曾盛行用壁画进行装饰。据文献记载,元代宫中建嘉熙殿,一些著名画家如李□、商琦、唐棣等人曾应召为该殿画壁。蒙古族道士画家张彦辅曾奉□画钦天殿壁。一些贵族、达官为附庸风雅,也请名画家在府邸厅堂内画一些山水、竹石、花鸟一类题材的壁画。但随着建筑物的毁灭,这类壁画已不复存在。上述这些情况,在袁桷、范椁、赵孟□等人的诗集中均有反映。
   元代壁画的盛行,给一大批民间画工提供了施展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从而使得唐宋以来吴道子、武宗元等人的优秀壁画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在中国绘画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绘画史论著述
   元代绘画史论著述,数量不少,但有分量的不多。重要著述在史传类方面有夏文彦《图绘宝鉴》、庄肃《画继补遗》;著录兼品评类有周密《云烟过眼录》、汤允谟《云烟过眼续录》、汤□《画鉴》;画法类有李□《竹谱》、黄公望《写山水诀》、吴镇《竹谱》、饶自然《山水家法》、王绎《写像秘诀》等。外像钱选、赵孟頫、柯九思、吴镇、倪瓒、杨维桢等人的诗文或绘画题跋中,也有关于绘画创作方面的重要论述。

明代绘画
   在中国绘画史上,明代画风迭变,画派繁兴。在绘画的门类、题材方面,传统的人物画、山水画、花岛画盛行,文人墨戏画的梅、兰、竹及杂画等也相当发达。在艺术流派方面,涌现出众多以地区为中心、或以风格相区别的绘画派系。在师承方面,主要有师承南宋院体风格的宫廷绘画和浙派,以及发展文人画传统的吴门派和松江派、苏松派等两大派系。在画法方面,水墨山水和写意花鸟勃兴,成就显著,人物画也出现了变形人物、墨骨敷彩肖像等独特的新面貌。另外,民间绘画,尤其是版画,至明末呈现繁盛局面。
   明代绘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早期、 中期、晚期3个阶段。

戴进 《仿燕文贵山水图》 山石皴染兼施,淡墨烘晕,边皴边染的艺术表现手法,使画面呈现出一派烟霓弥漫之态,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江南润泽清幽的自然风光。此图布局平稳,用笔圆浑,淡墨的巧妙运用,使图中韵致舒雅。前景用浓墨圆点点画树丛,并以此衬出茅屋数椽,与右侧溪水小桥、点缀人物相互照应,形成画面的视觉中心。房舍里有高士远眺,小桥上有士人觅句,书童侍后,一派悠然闲适的士大夫生活情趣。图中峰峦,近坡皆用没骨法,而视觉中心部分的房舍、树木则以中锋线条画成,从而形成强烈的艺术对比。画面由近而远,层次分明,极富空间感,给读者展现出一种空旷高远的境界。图中自款“钱塘戴进写奉用言老师清供”,钤两印。右上角有董其昌款识: “国朝画史以戴进为大家,此学燕文贵,淡荡清空不作平日本色,更为奇绝”。故以《仿燕文贵山水》名之。讲仿燕氏,其实亦不尽然,但题画中点出此图“不作平日本色”和意境缔造的特点,倒是恰到好处。戴进山水,主要师承南宋。明王世贞讲他“其山水源出郭熙、李唐、马远、夏圭,而妙处多自发之”。实际上,戴进除师法南宋四家外,还涉猎关仝、董源、范宽、米芾等诸家,使他的山水画在水墨苍劲的同时又浑厚沉郁,从而形成他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仿燕文贵山水图》就是这样一幅别出心裁,使人清新淡爽、耳目一新的佳作。

  早期绘画
   从洪武(1368~1398)至弘治(1488~1505)年间。明代宫廷绘画与浙派盛行于画坛,形成了以继承和发扬南宋院体画风为主的时代风尚。
   明代宫廷绘画承袭宋制,但未设专门的画院机构。朝廷征召的许多画家,皆隶属于内府管理,多授以锦衣卫武职。画史称他们为画院画家,实际上是宫廷画家。洪武和永乐(1403~1424)两朝属初创时期,机构未臻完备,风格也多沿续元代旧貌。至宣德(1426~1435)、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浙江与福建两地继承南宋院体画风的画家,陆续应召入宫,遂使明代院画一时呈现出取法南宋院体画的面貌,宫廷绘画创作达到鼎盛时期。正德(1506~1521)以后,吴门派崛起,逐渐取而代之。明代宫廷绘画以山水、花鸟画为盛,人物画取材比较狭窄,以描绘帝后的肖像和行乐生活、皇室的文治武功、君王的礼贤下士为主。如商喜《明宣宗行乐图》、谢环《杏园雅集图》、倪端《聘庞图》、刘俊《雪夜访普图》等都是其例。山水画主要宗法南宋马远、夏圭,也兼学郭熙,著名画家有李在、王谔、朱端等人。李在仿郭熙几乎可以乱真,王谔被称为“明代马远”。花鸟画呈现多种面貌,代表画家有擅长工笔重彩的边景昭,承袭南宋院体传统,妍丽典雅而又富有生意。孙隆从北宋徐崇嗣脱胎而出,专攻没骨法。林良以水墨写意花鸟著称,笔墨洗练奔放,造型准确生动。吕纪工写结合,花鸟精丽,水石粗健,自成一派。明代宫廷绘画虽未取得像宋代院画那样划时代的成就,但在某些方面也有新的开拓。

沈周 《卧游图》册页共十七开。画册开首作者自书“卧游”两字,楷法劲健。以后各开依次画:仿云林山水(水墨),杏花(设色),蜀葵(设色),秋柳鸣蝉(水墨),平波散牧(设色),桅子花(设色),秋景山水(水墨),芙蓉(设色),批杷(设色),秋山读书(设色),石榴(设色),雏鸡(水墨),秋江钓艇(设色),菜花(设色),江山坐话(设色),仿米山水(设色),雪江渔父(水墨)。每幅均有作者题诗或词。
末开跋云: “宗少文(宗炳)四壁揭山水图, 自谓卧游其间。此册方或尺许,可以仰眠匡床,一手执之,一手徐徐翻阅,殊得少文之趣。倦则掩之,不亦便乎,手揭亦为劳矣!真愚闻其言,大发笑。”全册引首、画、题诗、跋尾,成为统一的整体,表现着共同的意趣,陶醉在纯朴的自然美景和美好的事物中,恬然自适,怡然自乐。
图系《卧游图》之《江山坐话》。是此册页七幅山水小景中的一幅。图中近景集中于画面右下角,溪边浓荫下两高士相对而坐,侃侃而谈;三株不同点法的树木交融错落,与左边山坡遥相呼应;远处屋宇若隐若现,藏露有致;远山含烟,结构雅驯。款题: “江山作话柄,相对坐清秋;如此澄怀地,西湖忆旧游。”沈周钤朱文印一方,上刻“启南”二字。为沈周晚年炉火纯青之作。沈周此册页除七幅山水小景外,还有花卉十幅。其中《秋柳鸣蝉》以淡墨画柳枝,浓墨画蝉身及足,极淡墨画蝉翼,薄而透明; 《枇杷》剪裁得体,运笔酣畅,结构严谨,设色淡雅,均系沈周神来之笔。
   浙派以戴进和吴伟为代表,活动于宣德至正德年间。因创始人戴进为浙江人,故有浙派之称。继起者吴伟为湖北江夏(今武汉)人,画史亦称他为江夏派,实属浙派支流。戴、吴二人都曾进过宫廷,画风亦源自南宋院体,故浙派与宫廷院画有密切的关系。戴进、吴伟作为职业画家,画艺精湛,技法全面,山水、人物都很擅长,山水画成就尤为突出。但二人风格又有所区别,戴进变南宋的浑厚沉郁,而为健拔劲锐之体,但仍不失谨严精微;吴伟以简括奔放、气势磅礴见胜。论者谓他“源出于文进(戴进),笔法更逸,重峦叠嶂,非其所长,片石一树,粗简者,在文进之上。”戴进、吴伟前后踵接,影响了一大批院内外画家。追随者有张路、蒋嵩、汪肇、李著、张乾等人。张路的山水画水墨淋漓,人物画则以挺秀、洒脱见长。蒋嵩善用焦墨,笔法简率。汪肇作品多动荡之势。李著学吴伟笔法,遂成江夏一派。浙派至后期,一味追求粗简草率,积习成弊,正德后遂见衰微。明代后期蓝瑛,有人称之为“浙派殿军”,从师承、画风看,实与浙派无涉。
   明代早期,江南地区还有一批继承元代水墨画传统的文人画家,如徐贲、王绂、刘珏、杜琼、姚绶等人。徐贲山水承董源、巨然,笔法苍劲秀润。王绂喜用披麻兼折带皴作山水,繁复似王蒙,墨竹挺秀潇洒,被称为明代“开山手”。刘珏山水取景幽深,笔墨浓郁,近王蒙、吴镇。杜琼善水墨浅绛山水,多用干笔皴染。姚绶主要师法吴镇、王蒙,风格苍厚。他们的画风堪称吴门派先驱。

唐寅《王蜀官妓图》
   还有一些画家,虽未归宗立派,亦各有建树。如初宗马远、夏圭,后师法自然,以画《华山图》著名的王履;被称为院派,给唐寅、仇英以较大影响的周臣;擅长水墨写意人物和山水的郭诩、史忠;以白描人物著称的杜堇等人。
  
中期绘画

董其昌《高逸图》以平远两段式章法处理画面,近画坡石松杉,中间溪水宽阔,对岸平滩浅渚,山丘数层,小溪从山丘两边延伸至远方,溪山林木处茅舍数间。全幅枯笔墨画、折带皴法,得自倪瓒遗意,显然是仿古之作。 “仿”画之风,因董氏对笔墨“文气”的倡导而盛行,其功过是非难以定言。论功,则由此对元代四家的笔墨进行系统地研究,使之成为一套规范化的语言;论过,则削弱甚而取消了画家对描绘对象的观察与体验,失去语言的鲜活性。董氏的画在语言上还是有推陈出新的一面,即追求“生”、 “拙”之味,但不是这一类作品。本幅上方自题诗一首: “烟岚屈曲槛交加,新作茆堂窄亦佳。手种松杉皆老大,经年不踏县门街。高逸图赠蒋道枢丈,丁巳三月,董其昌”。又题云: “道枢载松醪一斛与余同泛荆溪,舟中写此纪兴,玄宰又题”。
   约自正德(1506~1522)前后至万历(1573~1620)年间苏州地区崛起以沈周、 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派,主要继承宋元文人画的传统,波澜日壮,成为画坛主流。
   明代中期,作为纺织业中心的苏州,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逐渐成为江南富庶的大都市。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一时人文荟萃,名家辈出,文人名士经常雅集宴饮,诗文唱和,很多优游山林的文人士大夫也以画自娱,相互推重。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崇尚笔墨意趣和“士气”、“逸格”的元人绘画传统,其间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最负盛名,画史称为吴门四家。他们开创的画派,被称为吴门派或吴派。
   沈周和文徵明,是吴门派画风的主要代表。他们两人都淡于仕进,属于诗、书、画三绝的当地名士。他们都主要继承宋元文人画传统,兼能几种画科,但主要以山水画见长,作品多描写江南风景和文人生活,抒写宁静幽雅的情怀,注重笔情墨趣,讲究诗书画的有机结合。两人渊源、画趣相近,但也各有擅长和特点。沈周的山水以粗笔的水墨和浅绛画法为主,恬静平和中具苍润雄浑气概,花卉木石亦以水墨写意画法见长,其作品主要是以气势胜。文徵明以细笔山水居多,善用青绿重色,风格缜密秀雅,更多抒情意趣,兰竹也潇洒清润。唐寅和仇英有别于沈周、文徵明,代表了吴门派中另外的类型。唐寅由文人变为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仇英为职业画家,在创作上则受文人画的一定影响,技法全面,功力精湛,题材和趣味较适应城市民众的要求。他们两人同师周臣,画法渊源于李唐、刘松年,又兼受沈周、文徵明和北宋、元人的影响,描绘物象精细真实,也重视意境的创造和笔墨的蕴藉,具有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唐寅的山水画多为水墨,有两种路数:①以李唐、刘松年为宗,风格雄峻刚健;②为细笔画,风格圆润雅秀。人物画则时工时写,工笔重彩仕女承唐宋传统,细劲秀丽,水墨淡彩人物学周臣,简劲放逸。仇英从临摹前人名迹处得益,精谨清雅,擅长着色,以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著称。

徐渭的《萄葡图》,正是这种意义上的重要作品。此图纯以水墨写葡萄,随意涂抹点染,任乎性情。画藤条纷披错落,向下低垂。以饱含水分的泼墨写意法,点画葡萄枝叶,水墨酣畅。葡萄珠的晶莹透彻之感,显得淋漓酣畅。可看作是文入画中趋于放泼的一种典型。
      
   吴门四家杰出的艺术成就,在当时产生巨大的影响,从学者甚众。宗法沈周的有王纶、陈焕、陈铎、杜冀龙、谢时臣等人,王纶为沈周的入室弟子,陈焕较为粗重苍老,杜冀龙稍变沈周之法,谢时臣以气势纵横、境界宏伟见胜。追随文徵明的不下二、三十人,著名的有文嘉、文伯仁、陆治、钱□、陈淳、陆师道、周天球等。文嘉山水疏简,文伯仁缜密,陆治劲峭,钱□粗重,陈淳放笔写意,陆师道细笔勾染,周天球兼善兰石,诸家各具特色。吴门派诸家中陆治、陈淳、周之冕在花鸟画领域中尤有新创。陆治是文徵明的学生,花鸟画兼取徐熙、黄筌两派之长,创文人画的工笔花鸟新格,笔墨细秀,设色淡雅,有妍丽派之称。陈淳亦出文徵明门下,花鸟画受沈周影响,继承水墨写意技法,在造型的洗练、笔墨的放逸、情致的跌宕等方面有所发展,开启了徐渭的大写意画派,与徐渭并称。周之冕受吴门派影响,融汇陆治、陈淳两家之长,另创一兼工带写的小写意画法,被称为勾花点叶体。吴门派发展到明末,因循守旧,徒仿形貌,其地位被另辟蹊径、重倡文人画的董其昌及其流派所取代。
   后期绘画
  约自万历至崇祯(1628~1644)年间绘画领域出现新的转机。徐渭进一步完善了花鸟画的大写意画法。陈洪绶、崔子忠、丁云鹏等开创了变形人物画法。以董其昌为代表的画家在文人山水画方面另辟蹊径,形成了许多支派。
   徐渭是继陈淳以后,从根本上完成水墨写意花鸟画变革的一代大家,其画风有力地推进了后世写意花鸟画的发展,画史称为青藤画派。他的花鸟,吸取了宋元及沈周、林良、陈淳等水墨花鸟的长处,又有重大革新。在题材方面,他大胆突破客观物象形质的局限,赋予物象以强烈的个人情感,作品或缘物抒情,或借题发挥,一反吴门派文人画恬适闲雅的意趣,而直抒激荡不平的心情,产生撼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在艺术形式上,他擅长泼墨法,以狂草般的笔法纵情挥洒,不拘成法,形象脱略形似,追求气韵,墨色滋润淋漓,奔放流动,充分发挥了生宣纸的晕渗效果。这种随意点染的画法,气势磅礴,纵横睥睨,恰当地表达了画家炽热激愤的情怀。徐渭的画风,对清代的朱耷、石涛、扬州八怪、海派乃至现代的齐白石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中后期的人物画,承浙派者流于粗陋简率,效唐寅、仇英者日趋柔弱靡丽。陈洪绶异军突起,一扫弊习。他糅合传统艺术和民间版画之长,在浙、吴两派之外,别树一帜。赋予所取题材以一定寓意,表达了作者鲜明的爱憎。人物形象夸张甚至变形,气势伟岸,格调高古,线条刚柔相济,富有装饰性和金石味;设色浓重,以俗为雅,他的画风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子陈宇、弟子严湛、魏湘等直承其法,清代王树□、华□、罗聘等都融化他的画法,清末“四任”(任熊、任颐、任薰、任预)更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传统。此外,陈洪绶也涉猎木刻插图,造诣尤高,对版画艺术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崔子忠擅长白描人物,与陈洪绶并称“南陈北崔”。丁云鹏善画道释人物,两人的画风虽与陈洪绶不同,但同样都反映了明末清初书画艺术上的一股“宁拙勿巧、宁丑勿媚”的时代风尚。
   明代肖像画在人物画中较为发达,民间画工中尤多写真能手,至明代后期更有发展,曾鲸为其中富于创新精神的代表画家。他的肖像画重墨骨,即在用淡线勾出轮廓五官后和以淡墨渲染出明暗凹凸后,再以色彩烘染数十层,必穷匠心而后止。这种画法较富立体感,可能已受到当时新传入的西洋画法的一定影响。学者甚众,遂形成波臣派,影响直至清代。

陈洪绶《夔龙补衮图》
   明代后期山水画,继吴门派而起的代表画家是董其昌。他的艺术与吴门派有密切关系,为矫正吴门派末流之弊,他重倡文人画,强调摹古,注重笔墨,追求“士气”,并提出了南北宗论。由于他官至礼部尚书的显赫地位和在画坛上的声望,遂成为画坛盟主,他所创立的松江派遂取代了吴门派的统治地位。他提出的绘画理论,尤其是南北宗论,对明末清初的绘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时之间苏松地区形成了许多山水画支派。这些画派在观点、主旨、方法、意趣等方面,与董其昌基本一致,所不同的只是在模仿某家和笔墨运用上各有侧重。较著名的画家有莫是龙,与他共创南北宗论,陈继儒与他为至交,赵左亦常为其代笔,他们都是松江派主将;顾正谊创华亭派,董其昌早年曾受其启导,宋旭亦属华亭派巨子,沈士充受业于宋懋晋,兼师赵左,也为董其昌代笔,世称云间派。另外,受吴门派影响的晚期画家还有程嘉燧、李流芳、卞文瑜、邵弥、杨文□等人。程嘉燧的山水枯简疏放,李流芳爽朗清秀,卞文瑜细秀,邵弥简逸,杨文□兼具枯笔、秀润两种风貌。
       
   除苏松地区外,晚明时期还出现了不少地区性的山水画派。如浙江钱塘的蓝瑛创武林派,安徽芜湖的萧云从创姑熟派,浙江嘉兴的项元汴、项圣谟创嘉兴派,江苏武进邹子麟、恽向创武进派等,这些派别大多影响不大。明末清初,虽然形成名目繁多,关系复杂的山水画派别,但大多受吴门派和董其昌影响,统属于文人画的系统。
   明代文人墨戏画也很发达。专门以墨竹著名的有宋克、王绂、夏□、鲁得之,以墨梅著名的有孙以吉、陈宪章,以墨兰著名的有周天球等。其中夏□的墨竹,被当时称为第一。

陈子和 《苏武牧羊图》 汉武帝时代苏武在北海雪地牧羊的故事,是中国历史人物画中较为常见的题材。 —般描绘苏武手持使节,或坐或立,姿态宁静,神情温和。此图则不同,苏武面部微仰,斜看寒柯,两袖拱胸前,不仅扶节,而且腰挂佩刀。两眼炯炯有神,正气凛然。背景用淡墨烘染,寒气迫人,衬托出主题人物威武不屈的忠贞气质。人物、羊群、老树、荒草,笔墨纵横挥洒,奔放中不失法度,画风属吴伟一路。时代也相接近。明代浙派中有不少福建画家,陈子和即是其中之一。他的作品传世较少,此图为其七十一岁时作,尤为难得。
   民间绘画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明代的民间绘画比较活跃,尤其是木刻版画有较大发展。创作者主要是民间画工,但也有一些文人士大夫画家参与活动,如从事木刻的陈洪绶、萧云从等人,曾为适应版画的需要,而创作了不少画稿。
   民间创作的卷轴画,主要内容有风俗画、历史故事、神像画、水陆画及肖像画等,许多不知名的民间画工所绘制的肖像画,一直流传了下来。
   明代壁画创作不如前代兴旺,存世的主要是寺观壁画。较著名的有北京的法海寺壁画、山西新绛县稷益庙壁画等。法海寺创建于元代,明代重建,正殿北壁《帝释梵天图》为明代壁画中的精工之作。稷益庙初建于宋代,元代时重修,正殿东、西、南三壁均绘有明代壁画,题材内容以古代神话传说和社会生活为主,在寺庙壁画中是少见的。其他还有山西稷山青龙寺壁画、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壁画,明代流行的水陆画,现存者亦多。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壁画,富地方特色,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木刻年画至明代逐渐普遍,到明末已初步形成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南北两大创作基地,为清代年画的繁兴创造了条件。
   明代版画,在中国古代版画史上堪称鼎盛时期。戏曲、传奇、小说等文学作品插图的成就最突出,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多样。许多作品如小说《忠义水浒全传》插图、戏曲《望江亭》插图等,讴歌英雄豪杰和自由婚姻,传达人民的理想和愿望,个性鲜明,情感细腻,构图灵活,均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陈洪绶的木刻《九歌》、《水浒叶子》、《博古叶子》、《西厢记》等,对版画的发展尤其产生深远影响。画谱的成就也很辉煌,胡正言完成的《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以及《萝轩变古笺》等,创造了□版水印、彩色套印的新技术,为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绘画著述 
   明代的画论著述比前代丰富,不仅画史、画论众多,还出现丛书辑录,题跋、笔记也多成为专集。属于史传类的,有韩昂《图绘宝鉴续编》、朱谋□《画史会要》、姜绍书《无声诗史》等。属于论说类的,有王世贞《艺苑卮言》、董其昌《画旨》、《画眼》、《画禅室随笔》、莫是龙《画说》、屠隆《画笺》、唐志契《绘事微言》、顾凝远《画引》等。属于品评类的,有李开先的《中麓画品》、王□登的《吴郡丹青志》等。属于绘画丛辑的则有王世贞《画苑》、詹景凤《画苑补益》等。属于著录类的,有都穆《意编》、张丑《清河书画舫》、汪□玉《珊瑚网》、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等。另外,还有王履、沈周、文徵明、唐寅、李日华、陈洪绶等人的诗文、题跋、笔记中有关画论的部分,其中颇多精辟的见解。

清代绘画
   中国清代绘画,在当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下,呈现出特定的时代风貌。卷轴画延续元、明以来的趋势,文人画风靡,山水画勃兴,水墨写意画法盛行。文人画呈现出崇古和创新两种趋向。在题材内容、思想情趣、笔墨技巧等方面各有不同的追求,并形成纷繁的风格和流派。宫廷绘画在康熙、乾隆时期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呈现出迥异前代院体的新风貌。民间绘画以年画和版画的成就最为突出,呈现空前繁盛的局面。清代绘画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迁相联系,亦可分为早、中、晚3个时期。

王鉴《烟浮远岫图》
   早期绘画

郑燮 《竹石图》 竹子作为独立的画种出现很早。唐、五代纯以浓墨画竹,至北宋文同创浓墨为面,淡墨为背之法,苏轼及后朝的赵孟頫、王绂等皆以此为宗,以写实为主:竹竿较粗,竹叶较细,结构比例准确。至清代郑燮为之一变,独创“板桥竹”,造型削繁就简。竹竿细挺有韧性,而叶肥如柳、桃叶,具不似之似妙,而且竹子虚心自强、劲直向上的品性,被赋予坚贞高洁的寓意。 《竹石图》修竹数枝,秀石几块,形简而意足,是板桥六十二岁的作品,‘总观全局,气势俊朗萧散,卓然不群。竹自姿致疏落,顾盼有情,石则拔地直耸,瘦硬秀拔,笔致灵动疏爽,竹浓石淡,浓淡辉映,妙趣横生。题画行款独具特色,大小、正斜、疏密、浓淡灵巧有致地排列起来,使诗书画和谐地融在一起,增强构图的形式美,并通过题跋,表露出自己的思想及创作动机。 “昔东坡居士作枯木竹石,使有枯木石无竹,则留然无色矣,余作竹作石固无取于枯木也,意在画竹,则竹为主以石辅之,今石反大于竹,多于竹,又出于格外也,不泥古法,不执己见,惟在活而已矣。渐老年兄属,乾隆甲戌重九日板桥郑燮画。”钤“七品官耳”、“丙辰进土”印。

   约自顺治至康熙初年。这一时期,文人山水画兴盛,并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追求。承续明末董其昌衣钵的四王画派,以摹古为宗旨,受到皇室的重视,居画坛正统地位。活动于江南地区的一批明代遗民画家,寄情山水,借画抒怀,艺术上具有开拓、创新精神,以金陵八家、“四僧”、新安派为代表。
   四王画派主要指王时敏、王鉴、王□、王原祁 4人,有时亦加上吴历、恽寿平,合称“四王吴恽”或“清初六家”。他们大都奉董其昌的艺术主张为金科玉律,致力于摹古,推崇元四家,强调笔墨技法,追求蕴藉平和的意趣。由于“四王”社会地位显赫,交游广、门生多,在士大夫中影响大,其艺术旨趣又受到统法者赞赏,因此,被视为画坛正统派,影响所及,直至近现代。他们在以临古为主的艺术实践中积累了较深厚的笔墨功夫,在笔墨、构图、气韵、意境等方面,也总结了一些规律性的经验,尤其是发展了干笔渴墨层层积染的技法,丰富了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力。然而,他们忽视师法自然,回避现实生活,缺乏具体感受,致使作品大多单调、空洞,缺少生气和新意,阻碍了他们取得更高成就。“四王”之中,王时敏、王鉴、王原祁更重笔墨,主要宗法黄公望。王原祁被称为娄东派首领。王□尚能体察自然,并兼容各家技法,面貌比较多样,后世称其为虞山派首领。四王画派至清代中期,影响遍及朝野,宗娄东派的有黄鼎、唐岱、董邦达、方士庶、张宗苍、钱维城等人。属虞山派的有杨晋、李世倬、宋骏业、唐俊、蔡远、顾□等人。此外,还有“小四王”(王昱、王愫、王宸、王玖)、“后四王”(王三锡、王廷周、王廷元、王鸣韶)等。 
    明末清初,聚集于江南地区的一批遗民画家,呈现出与正统派相左的艺术追求。南京的金陵八家,以龚贤为首,包括樊圻、高岑、邹□、吴宏、叶欣、谢荪、胡□,他们遁迹山林,洁身自好,重视师法自然,主要描写南京一带风光,揭示山川之美,抒发真切感受,广泛学习前人之长,以扎实的功力求突破成规,创立新意,风格虽各有不同,但均具有清新怡人的意趣。同时,称誉南京的还有陈卓、王概、柳□、张风等人。

王翚《秋林图》
   “四僧”是指石涛、朱耷、石□、渐江 4人。前两人是明宗室后裔,后两人是明代遗民,4人均抱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借画抒写身世之感和抑郁之气,寄托对故国山川的炽热之情。艺术上主张“借古开今”,反对陈陈相因,重视生活感受,强调独抒性灵。他们冲破当时画坛摹古的樊篱,标新立异,创造出奇肆豪放、磊落昂扬、不守绳墨、独具风采的画风,振兴了当时画坛,也予后世以深远的影响。其中石涛、朱耷成就最为显著。石涛的山水不宗一家,戛然自立,景色郁勃新奇,构图大胆新颖,笔墨纵肆多变,格调昂扬雄奇,是清初最富有创造性的画家。朱耷以花鸟画著称,继承陈淳、徐渭传统,发展了泼墨写意画法。作品往往缘物抒情,以象征、寓意和夸张的手法,塑造奇特的形象,抒发愤世嫉俗之情和国亡家破之痛。笔墨洗练雄肆,构图简约空灵,景象奇险,格调冷隽,达到了笔简意赅的艺术境地。对后来的扬州八怪和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影响重大。石□的山水从黄公望、王蒙变化而出,以真景为粉本,描绘重山复水,繁密而不迫塞,用渴笔秃毫层层皴染,厚重而不板滞,具有雄伟壮阔,苍茫浑厚的气势。与石涛并称“二石”、与程正揆(号青□道人)并称“二□”。渐江的山水取法倪瓒,多绘名山大川,尤善写黄山真景,构图简洁,丘壑奇倔,干笔渴墨劲峭整饬,境界荒寂,富有清新静穆之致,真实地表现了名山之质。他与石涛、梅清有黄山派之称,与查士标、孙逸、汪之瑞合称海阳四家,形成了新安派。
      
   清初至康熙(1662~1722)年间,还有一些画派、画家各擅其能。恽寿平的没骨花卉画,以极似求不似,风格清新淡雅,影响广泛,被称为常州派或南田派。袁江的界画结构精微,气势雄伟,为清代界画名家,其侄袁耀承其画风,有袁氏画派之称。其他地方性流派还有罗牧的江西派、蓝孟、蓝深的武林派等。另外还有禹之鼎、王树□、谢彬、上官周等人,善画人物、肖像。周□、张穆善画龙、马,傅山、普荷、法若真、黄向坚等善画山水,均负有时名。

王原祁《华山秋色图》
   中期绘画
   康、雍、乾年间,是清代社会安定繁荣时期,绘画上也呈现隆兴景象,北京、扬州成为绘画两大中心。京城的宫廷绘画活跃一时,内容、形式都比较丰富多采。在商业经济发达的扬州地区,崛起了扬州八怪,形成了一股新的艺术潮流。
   清代宫廷绘画,在康熙(1662~1722)、乾隆(1736~1795)年间,随着全国统一,政权巩固,皇室除了罗致一些专业画手供奉内廷外,还以变相的形式笼络一些文人画家为其服务。宫内除了设立如意馆等机构以安置御用画家外,还用入值“南书房”的形式,以延纳学士、朝官身份的画家。有不少的学士、朝官,实际上已经成为宫廷画家,他们经常画些奉旨或进献之作。这些作品大多署有“臣”字款,统称为宫廷绘画(见清代宫廷绘画)。其内容主要有:描绘帝后、大臣、少数民族上层首领的人物肖像画,表现帝后生活的宫廷生活画,记录当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纪实画,供装饰、观赏用的山水、花鸟画等。风格面貌比较多样。人物画有传统的工笔重彩和白描画法,还有吸收西法比较写实的画法;花鸟画有宗法黄筌的工笔写生和恽寿平的没骨法;山水画则多属“四王”派系,唯大写意画法则未在宫内传布。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人物画家有焦秉贞、冷枚、崔□、金廷标、丁观鹏、姚文瀚等。山水画家有唐岱、徐扬、张宗苍、方琮等。花鸟画家有蒋廷锡、邹一桂等。还有一批供奉内廷的外国画家,如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人。他们带入西洋画的明暗、透视法,创造了中西合璧的新画风,还培养了不少弟子,深受皇帝器重。清代宫廷绘画自嘉庆(1796~1820)以后,日趋衰微,已无可以称道的画家。
   清代中期,南方商业城市扬州,富商聚集,人文荟萃,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一大都会。各地画家亦纷至沓来,卖画献艺,扬州八怪就是其间最著名的一批画家。“八怪”并不限于8个人,而是代表了艺术个性鲜明、风格怪异的一批画家。他们接过石涛、朱耷的旗帜,重视生活感受,强调抒发性灵,作品多写梅、兰、竹、石,善用泼墨写意,具有较深刻的思想和炽热的感情,形式也不拘一格,狂放怪异,在画坛上独树一帜,富有新意。主要画家有金农、黄慎、汪士慎、李□、郑燮、李方膺、高翔、罗聘以及华□、高凤翰、边寿民、闵贞、陈撰等人。这些画家多有相近的生活经历和社会体验,或宦途失意、被贬遭黜,或功名不就、一生布衣;或出身贫寒、卖画为生,他们对腐败的官场、炎凉的世态、民间的疾苦都有切身的体会,其性格、行径也比较独特,或迂怪、或狂放、或高傲、或孤僻,寄情于画,遂形成艺术上的“怪”。他们多取梅、兰、竹、菊和山石、野花、蔬果为题材,以寓意手法比拟清高的人品、孤傲
的性格、野逸的志趣,使作品具有较深的思想性和激荡难平的情愫。艺术形式上继承陈淳、徐渭、石涛、朱耷的水墨写意传统,不拘成法,泼辣奔放,自由挥洒,进一步发展了破笔泼墨技法,形成个性鲜明、神韵独具的风格。“八怪”之中,金农的水墨梅、竹、人物、山水,郑燮的兰、竹,汪士慎和李方膺的墨梅,李□的写意花卉,黄慎和罗聘的人物,华□的小写意花鸟等成就最为突出,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此一时期扬名画坛的还有镇江地区的张□、顾鹤庆创立的丹徒派(亦称京江派、镇江派),高其佩自成一家的指头画派,擅长肖像的丁皋,以花鸟、竹石见称的沈铨、诸□、张锡宁、张□等,兼长金石学的山水画家黄易、奚冈、赵之琛等。

汪士慎《镜影水月图》
   晚期绘画

任颐《苏武牧羊》
   自嘉、道至清末,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衰亡,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绘画领域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视为正宗的文人画流派和皇室扶植的宫廷画日渐衰微,而辟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和广州,这时已成为新的绘画要地,出现了海派和岭南画派。
   上海自近百年来,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文人、画家纷纷聚集此地。为适应新兴市民阶层需要,绘画在题材内容、风格技巧方面都形成了新的风尚,被称为海派。其代表画家有赵之谦、虚谷、任熊、任颐、吴昌硕。赵之谦和吴昌硕作为文人画家,在大写意花鸟画方面有重大发展,他们继承了前人传统,并将书法、篆刻等艺术表现形式融于绘画,以遒劲酣畅的笔力、淋漓浓郁的墨气、鲜艳强烈的色彩以及书法金石的布局,创造出气魄宏大、豪迈不羁的绘画艺术形象,兼之诗书画的有机结合,为文人画开拓了新的天地。任熊、任颐是以画谋生的职业画家,与任薰、任预合称“四任”,他们在人物、肖像和小写意花鸟画方面成就突出。作品取材广泛,立意新颖,构思巧妙,笔墨灵活,以清新明快、雅俗共赏的格调,博得了广大市民阶层的喜爱。其中任颐技巧全面,变化丰富,在海派中最负盛名。虚谷以画花鸟草虫著称,善用枯笔秃锋,干墨淡彩,线条多战掣,风格清逸冷隽,独具一格。他们的绘画对近现代影响甚大。
   广东的岭南画派,形成时间较晚,晚清居巢、居廉兄弟开其先声,民国初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创立新派。他们汲取素描、水彩画法所形成的中西结合画风,为中国画的新发展作出了有益尝试。

李鱓《芭蕉萱石图》是李鱓绘画风格成熟的作品.受徐渭、石涛影响,用笔挥洒自如,豪爽奔放,泼墨酣畅淋漓,将水与墨结合,并参以书法用笔,形成自己“水墨融成奇趣”的风格。他曾自题水墨花卉云:“八大山人长于用笔,而墨不及石涛。清湘大涤子用墨最佳,笔次之。笔与墨作合生动,妙在用水。余长于用水,而用墨用笔又不及二公甚矣。笔墨之难也。”
民间绘画
   以乾隆、嘉庆年间最为发达,尤其在工商业经济繁荣的小城镇比较活跃。民间画工还组织了各种行会。主要有壁画、版画、年画等画种。壁画不如前代发达,各地寺庙、道观、宗祠、会馆留存遗迹不,但足以代表时代水平者不多。民间画像较明代有所提高,在写实技法、表现形式等方面均有进一步发展。存世作品也相当多。版画创作在康、乾时期曾兴盛一时,由官家主持的“殿版”版画,出现了许多宏帙钜制,多由著名画家起稿。典型代表作有焦秉贞的《耕织图》、郎世宁等外国画家绘制的《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王□主绘的《南巡盛典图》以及《皇清职贡图》等。民间版画也很繁荣,由名画家绘图的木刻画像、画谱,计有数十种之多,著名的有刘源《凌烟阁功臣图像》、上官周《晚笑堂画传》、王概《芥子园画传》、任熊《剑侠传》、《于越先贤像传》、《高士传》和《列仙酒牌》等。同时,在小说、戏曲等书籍的木刻插图中也有不少精品。

金农《佛像图》佛像神情安然飘逸,衣纹用笔粗犷古拙,身后背景以其独特的书法来完成。新颖的构图及劲道的笔力得益于作者深厚的碑刻功底。
   清代木版年画最为兴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制作地区遍及大江南北的一些城镇乡村,并形成杨柳青、桃花坞、杨家埠、绵竹、佛山等富有地方特色的年画。天津的杨柳青是北方的年画中心,初创于明代中期,盛行于清代早、中期,主要继承北宋雕版印刷、宋元明绘画和清代画院的传统。多绘喜庆吉祥题材,内容通俗,画面耐看,构图饱满,色彩鲜明,造型简练,富有装饰性。山东潍县杨家埠年画,属于杨柳青年画系统,注重原色,对比鲜明,风格淳朴,更适合广大农村需要。江苏苏州桃花坞是南方年画中心,产生于明末清初,清初至太平天国时期一直保持繁盛。作品在描绘传统的喜庆吉祥题材的同时,还表现繁华的都市风貌。风格既有仿古的传统面貌,也有讲究透视、明暗的仿西洋画法。四川绵竹年画,始创于明末清初,盛行于光绪(1870~1908)年间,造型质朴、色彩艳丽。广东佛山年画始于明永乐(1404~1424)年间,盛于清乾隆至抗日战争期间,多绘门画,销行于华南、南洋等地。另外,太平天国政权也重视绘画的创作,在江
南的一些地区留有多处壁画遗迹,包括山水、花鸟、人物,著名者有《防江望楼图》等。在年画方面则有《燕子矶》等作品传世。
    
   绘画论著
   清代绘画史论著述的数量,超过以往的任何朝代,有数百种之多,具有重要价值的也不下20~30
种。谈论画理、画法的理论著作,多论述元代以来的文人画,并侧重于山水画,探讨其历史发展及艺术特点。专论画法的许多著作,往往图文并茂,以图谱形式出现。最重要的画论有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运用道家和禅学的哲理语言,较系统地论述了绘画创作的原理,有许多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方薰的《山静居论画》、笪重光的《画筌》、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秦祖永的《桐阴论画》等,亦为谈论画理方面的名著。主要讲述画法的有王概的《芥子园画传》和后续 3集所附的《画学浅说》等,以及论及山水、梅兰竹菊、草虫花鸟、人物各科的画法。丁皋的《写真秘诀》,专谈肖像技法。邹一桂《小山画谱》,为最早的花卉画法专著。高秉《指头画说》,专论指头画。蒋松《写竹杂记》论述画竹。其他许多画跋、画诀、品评、杂论等著作中,也有涉及画论的内容。
画史要籍
体例多样,既有通史、断代史,也有专史、地方史;既有按时代排列的画家传记,也有按姓氏序列、类似人名辞典的画家传。

恽寿平 《牡丹图》 这幅《牡丹图》,造型典雅,牡丹雍容华美,枝叶舒展婀娜;神情骨秀,色泽润藉,笔法俊逸,意境幽淡, —派明丽清新的感觉。秦祖永评价恽寿平的画“花卉斟酌古个,以北宋徐崇嗣为归,一洗时习,独开生面,为写生正派”, “比之天仙化人,不食人间烟火,列为逸品”。中国画分品第论画,以逸品为最高,可见恽氏在历代所受评价之高。
   断代画史方面
为明代画家作传的有姜绍书《无声诗史》、徐沁《明画录》等。专为清代画家作传的有张庚《国朝画征录》,收录清初至乾隆中叶画家 450余人;冯金伯《国朝画识》和《墨香居画识》,收录清初至嘉庆时画家1800余人;蒋宝龄《墨林今话》,接《墨香居画识》收录乾、嘉、道、咸四朝画家1286人;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又续《墨林今话》收录咸、同、光三朝画家330多人,为清代断代史的终篇。
   专史著述
   按地域论述的有鱼翼《海虞画苑略》和邵松年《虞山画志补编》,专录常熟地区历代画家;汪□《扬州画苑录》,专记扬州地区清代画家;程庭鹭《练山画征录》,专辑上海嘉定地区画家;陶元藻《越画见闻》,专采绍兴地区历代画家;周亮工《读画录》,载明末清初作者得与交游的画家。还有按类著述的,如胡敬《国朝院画录》,专记清代宫廷画家;汤漱玉《玉台画史》,专辑历代妇女画家;李放《八旗画录》,专辑满族画家;童翼驹《墨梅人名录》,专述历代画梅名家。按画家姓氏笔画序列的画传,以彭蕴璨的《画史汇传》最著名,亦开创了画家人名辞典之先例。

  清代许多绘画论著与书法论著合一,同时还出现了综合性的丛辑,《佩文斋书画谱》是最重要的宏篇巨著,共100卷,引用书籍1844种,资料完备,体例精密,为书画史论集大成之作。
   清代著录书籍十分丰富。内府藏品的著录书比较系统齐全,乾、嘉年间奉□编纂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正、续三编,几乎将内府收藏辑录无遗。一些编纂者还根椐自己的笔记整理成著作。如阮元《石渠随笔》、胡敬《西清札记》等。私人收藏、鉴赏家所编撰著录之书也很普遍,著名的有安岐《墨缘汇观》、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孙承泽《庚子销夏记》、顾复《平生壮观》、吴□《大观录》等。同时也出现了汇编的丛辑,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堪称集历代著录书之大成。

现代中国画
   中国画又名国画,是现代人为区别于西洋画而对中国传统绘画的泛称。它包括水墨画、墨笔画、 彩墨画、工笔重彩画、白描画等。现代中国画是在近百年来引入西方美术潮流的文化环境中发展的,出现了诸多派别、主张和新的探索,名家辈出,在画坛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三个画家聚落区 19世纪末以来,上海、北京、广州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要凝聚地,加上三地商业发达,便于对内对外交流,因而集中了大批文化人。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画家主要云集于这 3个地区,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画家群、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画家群和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画家群。江浙画家群人数最多,著名画家有任颐、虚谷、蒲华、吴昌硕(海派四杰)、黄宾虹、顾麟士、王震、吴徵、吕凤子、刘海粟、潘天寿、冯超然、吴湖帆、贺天健、王个□、丰子恺、陈之佛、朱屺瞻、来楚生、张大千、张书□、傅抱石、吴□之、钱松□、汪亚尘、陆俨少、唐云等。先后有艺观、白社、上海中国画会、百川书画会等中国画社团活跃于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和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均设有中国画专业,广传中国画艺。北方画家群主要云集京津两地,著名画家有齐白石、陈师曾、金城、周肇祥、陈半丁、姚华、萧□、萧□泉、王梦白、溥心□、胡佩衡、汤涤(后居上海)、于非□、秦仲文、徐燕荪、吴镜汀、刘奎龄、刘子久、陈少梅、邱石冥、汪慎生、王雪涛、李苦禅、叶浅予、赵望云、蒋兆和、李可染等。在20~40年代,以金城、周肇祥为首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及其后继者创办的湖社,聚集了一批以研究和维护传统绘画为宗旨的画家,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南方画家群(包括香港、武汉),著名画家有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何香凝、赵少昂、黄少强、方人定、黎雄才、关山月、杨善深(以上均为岭南画派画家)、黄般若、黄君璧、丁衍庸、卢振寰、张振铎等。岭南画派最早倡导革新中国画,有很大影响。有的画家先后历经南、北几个地区,如徐悲鸿、林风眠等。抗日战争期间,南北画家多转移到重庆,抗战胜利后又大多回到了3个聚落区。这3个聚落区的中国画家,有许多创办学校或在学校任教,或者以传统方式课徒授艺,亦有许多编辑杂志刊物,或筹办展览会,进行对外交流,为传播与发展中国画作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画家聚落格局逐渐产生了变化。有一些画家如张大千、溥心□、黄君璧、丁衍庸、赵少昂、杨善深等,定居于台湾、香港及海外异国。西安、沈阳、重庆乃至各省市都相继建立或扩建了美术院系,新的一代中国画家遍及全国各地,三中心渐成多中心,画家队伍空前扩大。
   传统型中国画
   现代中国画家中,有许多是维护或坚持传统绘画的基本模式,不接受西方绘画影响的。他们之中又分为两支:一支以模仿、传承前人技巧、风范为基本原则;另一支在充分继承传统的同时力图变革出新,但他们的革新主要限于建树自己的独特风格,或给作品注入一定的新内容,而不是动摇和改造传统模式。前
一支的贡献在于保存与传授传统技巧;后一支的贡献则在于发展传统,使传统绘画更加完满,以及创造自己的艺术个性。前者以金城、顾麟士等为代表,后者以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为代表。
   齐白石从民间雕花艺匠成为中国画的大师,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熔文人画与民间艺术、诗、 书、 印、画修养与农民气质于一炉,在作品中表达出中国人的审美理想。黄宾虹作为现代山水画的巨匠,将深厚的传统修养、学识与对祖国山河的挚爱,化作浑厚华滋的笔墨风彩,尽管人们对他的艺术有曲高和寡之叹,却不能不承认他创造了这个时代最高的艺术美之一。潘天寿的成就主要在花鸟画方面,他的气质中有农民的朴厚,他的学养却完全是文人的。他融南北宗于一,突破明清以来花鸟画清丽柔美的风范,创造了奇险雄劲的风格。傅抱石、溥心□、于非□、贺天健、吴湖帆、李苦禅、黄君璧等,也都以各自不同的风貌丰富了传统绘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画家的作品虽然和现代思潮、现代审美理想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距离,但他们表现了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识,也不同程度地渗透了现代人的情感心理。齐白石的真率与刚健,黄宾虹的深沉与热烈,潘天寿的雄浑与骨力,傅抱石的恣纵与情致,都是与现代精神相通的,都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传统文人画的思想情感范畴。
   传统型中国画在形式与表现上主要依靠对古典绘画尤其对文人画的继承借鉴和写生观察。它赖以存生的基础首先是传统笔墨功力。博采各家,遍临名作,融汇贯通而又独出心裁,就有成功的可能。现代画家由于生活在广富收藏、 印刷业、 博物事业初具规模的大都市里,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历代著名作品;而交通的发达,又为他们提供了行万里路和展览观摩的方便。近现代社会生活结构迫使画家们将作品作为商品出售,大大改变了既往画以自娱的性质。这些特点,都对传统型画家的创作有深刻影响,因此,他们的艺术道路和古代艺术家也明显地拉开了距离。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和现代生活节奏的变异,以静观自然、品味笔墨意趣为特色的传统型绘画愈益显出了与新的审美需求的差距,如何给它以新的生命活力,是现代中国画家面临的重大课题。
   融和型中国画
   清末民初、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西方美术思潮、论著、美术教育和美术作品被大量引入。伴随着文化上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提出了“美术革命”的口号。大批青年美术家留学日本与欧美,借鉴西方美术以改革中国绘画的呼声与实践成为潮流。蔡元培、康有为、陈独秀、鲁迅和画家徐悲鸿、林风眠、高剑父、刘海粟等,都倡导西方古典写实美术或近代美术与传统绘画的融和。几十年来,融和型中国画成为主潮,毋宁说,这是中国人民欲将古老的文明推向现代文明的愿望和奋斗在美术领域的表现之一。
   以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为创始人的岭南画派,提倡折衷中外,融合古今的绘画。他们多曾留学日本,研究西方及日本近代美术,强调写生、取材于现实、教育性和融会中外画法──如光色、纵深感等。尤其在山水、花鸟和走兽题材的创作中,他们把居廉的没骨画法、撞水撞粉画法和横山大观、田中赖璋等日本画家的画法糅合为一,努力创造一种奔放雄劲而又富于时代感的美。岭南画派虽然云集了广东的一批中国画革新者,并不是一个以描绘地方风情或景色为指归的地域性画派。他们以创造新国画为己任的大胆探索虽不成熟,但却造成了思想上的显著影响。
   受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和近代思想家康有为的启示而步入中国画坛的徐悲鸿,将欧洲写实画法与传统技巧结合在一起,把维妙维肖的造型和忧国忧民、密切关注现代生活的艺术思想引入中国画创作和教学。他的学派和同路者遍于各地,成为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写实绘画的骨干。徐悲鸿学派对中国画的改革,大大提高了中国画描绘人与自然的能力,而其融形似与墨趣为一的风格,也增强了中国画的丰富性。
        
   林风眠以调和中西、创造新的绘画艺术为毕生奋斗的目标。他继承传统绘画重视意境的特色,汲取民间美术刚健有力的素质,又引入西方近现代绘画强调感性直观与形式创造的因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在注重色彩与光的表现力,加强线的力量与速度,深入表现心理意蕴,从整体上突破与超越传统绘画模式等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20世纪以来融和型的革新探索中,林风眠的艺术成就,是最值得注目的。
   融和中西有广阔的可能性与选择性,可以融和成多种类型、形态与风貌。如陈之佛融东、西洋的装饰性色彩于工笔花鸟而不露痕迹;张大千晚年的泼彩画法,借鉴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某些因素而不改变画面的传统风神;李可染吸取西画写生法与写实观念却不减弱传统笔墨的作用;吴冠中用中国画的材料工具、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色调观念与方法表现传统的诗情、境界等,都各有千秋。在80年代走向成熟的中年画家乃至刚刚跨入画坛的青年画家,在融和中西方面更是进行了多样的尝试与探索。紧紧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深刻地理解与学习传统,是这一潮流的普遍特色。
       
   从走向十字街头到描绘工农兵 中国画自元代以降,渐渐封闭在士大夫和贵族的天地里,极少描绘下层劳动者与繁杂的社会生活,也不把下层社会人作为欣赏的主体,文人画成了贵族化的艺术。中华民国时期,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民主革命运动和启蒙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美术家们也提出了“民众的艺术”、“走向十字街头”和“大众化”的口号,中国画在题材内容和形式表现上都与此相应,逐渐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清末民初,用传统绘画手法描绘城市世俗生活和中外新鲜见闻的是著名画家吴友如。他利用石印画报作为他的通俗作品的传播手段,造成了广泛的影响。五四运动前,著名国画家陈师曾画了《北京风俗图》册页,用半写意半漫画的笔法描绘了北京街头的人力车、泼水夫、算命者、磨刀者、掏粪夫、□嘛僧、老西儿等。20年代末30年代初,岭南画家黄少强、方人定亦以走向十字街头为旨,以同情的态度描绘城乡劳动者的悲惨生活景象。北方的赵望云则到冀南、塞上等地作农村写生,以农民的痛苦生活作为画材,并在天津《大公报》上连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他不理睬“不遵师道”、“不法古人”、“任意涂抹”的指责,“舍去所有的师承、学校,一本自己创造的真精神”、“改变旧有的画风……用‘诚信之爱’,以唤醒群众的势力(王森然《群众画家赵望云》,《大公报》)”。冯玉祥为他的大量写生配了诗,老舍、郭沫若等都著文加以肯定,把它视为一场艺术上的革命。抗战期间,国画家沈逸千出入烽火战场作战地写生,身居敌占区的蒋兆和创作了《流民图》,在四川大后方的一些画家如关山月等,也到西北地区写生……。他们紧踏着时代的脚步,把中国画扩展到新的领域,使高雅、超逸的传统绘画走出逃避人生斗争的象牙之塔。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画开始普遍描绘现实生活,涌现了一批新的人物画家,如石鲁、黄胄、李斛、方增先、杨之光、刘文西、程十发、王盛烈、周思聪等。走向十字街头变成了描绘工农兵、歌颂工农兵,即便山水花鸟画也联系现实社会内容,强调思想性与教育意义。70年代末80年代以来,中国画画家渐渐总结历史经验,重新思考绘画与现实的关系,涌现了一大批敢于创造又钻研传统的中青年画家,中国画坛呈现一片新气象。
       
   中国画革新的论争 中华民国以来,围绕中国画革新与发展问题,不断有各种理论主张的探索与论争,出现了许多有益的理论思想成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20~30年代,参与探讨中国画发展的重要人物有康有为、高剑父、高奇峰、 陈独秀、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林纾、金城、陈师曾、郑午昌等。康有为在他的《万木草堂藏画目》序言中对清代绘画的因循守旧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提出“以复古为革新”、“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的主张,提倡宋代院画传统,批评元明清文人写意传统,号召借鉴西方写实绘画。陈独秀、吕□在《新青年》上发表以《美术革命》为题的通信,激烈抨击清代画家王□和模古风,也提出借鉴西方写实绘画的观点。徐悲鸿在《中国画改良论》中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的原则。他说的西方画之“可采入者”,是西方写实主义绘画。在中国画教学中要不要学习西方素描的问题上,徐悲鸿及其学派与反对者进行了长期的论战。刘海粟的基本看法是“发展东方固有的美术,研究西方艺术的精英”,不过他对西方美术的借鉴,强调的不是写实主义,乃是以抒写心灵为宗旨的表现主义艺术。高奇峰在20年代曾针对国画界对岭南画派的批评,发表了《画学不是一件死物》的讲演,说绘画“是一件有生命能变化的东西”,认为中国画画家也应当学习“解剖学、色素学、光学、哲学、自然学、古代的六法”。林风眠对中国画发表过很多意见,其基本主张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认为中西绘画各有长短,如中国画的抒情性胜于西方机械描绘的作品,而西方近代绘画又比中国画讲求形式和独创性。中国画应当从因袭中冲出来,从中西融和寻找一条新路(参见《艺术丛论》,正中书局,1936年版)。陈师曾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发表了《文人画的价值》,对传统文人画的特质和意义作了肯定性的分析与回答。林纾是一位古文学家,兼善山水画。五·四运动中反对白话文,而后又反对借鉴西画,号召画家鄙弃“外洋新学”,唯以“古意为宗”(参见《春觉斋论画》)。金城对革新理论与实践都采取否定态度,“宣圣明训,不率不忘,衍由旧章”(参见《画学讲义》)是他的基本主张。
       
   40年代,艺术界集中于抗战的宣传,版画、宣传画和漫画空前发展,中国画相对处于沉滞时期,论争亦复暂停。40年代晚期,主持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徐悲鸿坚持以素描作为中国画造型的基础,曾引起一些坚持以临摹、书法作教学基础的教师的反对,并招致一场论争与风波,双方各不让步。
   50年代以来,围绕要不要以及怎样借鉴西方绘画、怎样看待笔墨技巧、怎样看待各种新国画等问题,都有过争论,从总的看是坚持革新的观点渐渐得到承认,而坚持传统道路、技巧和方法的意见总是给革新者以补充,使他们更冷静地研究与继承传统。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画如何适应开放的环境和急剧变化的现代审美需求,成为更加迫切的问题,新一代理论家和中国画家以空前广阔的视野和大胆的实践,把革新中国画的探索推向了一个新层次。对传统文化和近百年美术进行严肃的反思,对当代实践作出有理论深度的回答,对未来前景作出有说服力的预测,已成为中国画论争的新课题。

中国油画
   油画从外来艺术发展成为中国绘画的组成部分,经历了漫长的学习、吸收和成长过程。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早期,距今 400年前,意大利天主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传教,把欧洲油画作品带进中国。明万历二十九年
(1601)利玛窦向明神宗朱翊钧所献礼品中就有天主像、圣母像等。这种精细逼真的绘画,使中国画家感到惊异,但并未给予较高的艺术评价,也没有中国画家追随这种画法。到清朝初年,有许多擅长油画的欧洲传教士来华,并在宫廷供职。其中较著名的有意大利人郎世宁、潘廷章,法国人王致诚等。他们是中国宫廷内第1批外籍画师,曾受命绘制过多幅油画肖像。乾隆帝弘历曾命宫中选少年奴仆,随洋人学泰西画法(油画技法)。现存满族画家五德的纸本油彩山水画,便是这一时期中国画家的油画作品。
      
   鸦片战争后,中外交往较前频繁,西方的宗教绘画和商业性绘画更多地进入中国,西方绘画对中国绘画的影响也较前显著。但真正掌握西方绘画技法的中国画家,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同治年间,欧洲传教士在上海土山湾设立孤儿院,向收养的孤儿传授各种技艺,其中的图画馆传授西方绘画技术。孤儿长大离院,也把油画技法带到社会。清末民初活跃于上海的周湘、张聿光、徐咏青等人,都出自土山湾孤儿院图画馆。与此同时,一些中国文人到了欧洲各国,亲眼看到西欧画家的精心杰构。薛福成的《巴黎观油画记》被广为传诵,康有为的《意大利游记》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给予极高的评价。中国知识界通过他们优美的诗文,初次了解到与中国传统绘画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绘画。
   1902年,清廷颁行学堂章程,采行日本制度。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南京两江师范学堂、保定北洋师范学堂都设图画手工科,开油画课,聘请外籍教师任教。1909年,周湘在上海先后办起中西美术学校及布景画传习所,传授西洋绘画技法。丁悚、乌始光、刘海粟、张眉荪等人曾在此学画。这是中国学习西方美术教育的开端。同时,许多没有机会接受训练,又缺少油画材料的学画者,往往从摹绘油画印刷品入手,并使用各种代用颜料、油料,绘制基本上是中国传统风格的油画作品。直到出洋学画的青年陆续回国,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
   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 最早出国学习油画的广东画家李铁夫,于1887年到美国,曾受业于J.S.沙金,并以作品奖金和卖画所得,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最早到日本学画的李叔同,于1910年学成回国,随即在天津、杭州和南京从事美术教学,他首倡石膏模型和人体写生,并在学校中组织洋画研究会。辛亥革命以后,出国学画的人渐多,他们的去向主要是欧美和日本。较早去欧、美学画的有李毅士、冯钢百、吴法鼎、李超士、方君璧等人,后又有林风眠、徐悲鸿、潘玉良、周碧初、庞薰□、颜文□、常书鸿、吕斯百、吴作人、唐一禾、周方白、吴大羽等。继李叔同之后留日的有王悦之、许敦谷、陈抱一、胡根天、俞寄凡、王济远、关良、许幸之、倪贻德、卫天霖王式廓等人。40年代赴法国学画的有吴冠中、刘文清等人。
   中国留学生初到西欧时,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已在画坛取得稳固地位,学院派古典主义虽有人支撑,但其影响已趋式微。在日本,以黑田清辉为代表的新进画家,已经以印象主义的艺术观念改变了日本美术教育的内容。由于日本不像法国那样具有深厚的油画艺术传统,所以留日学生(包括最早的李叔同)在艺术上普遍倾向于印象主义以后的各流派。留欧的李毅士、吴法鼎、李超士、徐悲鸿、颜文□、常书鸿等人,提倡古典的写实主义美术。留学生归国后,通常都以美术教学为职业,通过所在的学校,传播自己的艺术思想和绘画技法。
   1912年刘海粟、乌始光兴办上海图画美术院,1919年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这是中国正规美术学校的开端。继此之后,中国第1所国立美术学校──北京艺术学校(后改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第 1所高等美术学院国立艺术院(后改为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以及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私立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都于20年代先后成立。这些学校陆续开设油画课,成为发展油画艺术的基地。著名油画家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颜文□曾主持这些学校的教学,他们不同的艺术主张,使这些学校的油画教学各具特色。徐悲鸿于20年代初在巴黎美术学校学画,接受学院派绘画训练,他尊崇坚实的素描基础和严谨的油画造型技巧。林风眠20年代在法国第戎、巴黎美术学校学画,他既受过学院派绘画的薰陶,也吸收了印象主义、野兽主义的艺术影响,因此很重视感情和个性的表现,追求东西方艺术精神的融合和平衡。刘海粟曾于20年代到日本、西欧考察美术教育,他所心仪的是后印象主义的绘画大师。但在艺术创作和教学活动中具有兼容并包的气度。他对世界绘画潮流趋势敏锐感受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也相当突出。
       
   20~30年代,艺术旨趣相投的画家曾组成各种社团。成立较早的东方画会、天马会、晨光美术会虽然都以油画家为骨干,但活动内容不拘一格。30年代由庞薰□等人发起的决澜社,倡导和介绍西方现代绘画;由留日学生组织的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则宣扬超现实主义绘画。由于这些画会的活动偏于上海一隅,活动时间又较短促,未能发展成有影响的艺术流派。但可以看出中国油画家在如何看待西方现代绘画方面,存在着矛盾。1929年初第1届全国美展期间,徐悲鸿与徐志摩关于西方现代画家评价的论争,便是这种矛盾的突出表现。徐悲鸿贬斥印象主义、野兽主义某些画家的绘画,称P.-A.雷诺阿、P.塞尚、H.马蒂斯的作品为“无耻之作”。徐志摩则起而为之辩护,力争这些新派画家的艺术地位和作品的价值。从当时从事油画艺术的画家看,学习印象主义以后诸家的人数较多,学习古典油画的画家较少,真正掌握古典油画技巧的画家则更为罕见。抗日战争爆发后,油画家们以绘画为武器和工具,投身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各种不同艺术见解的画家在这些活动中达到思想感情的一致,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们体验了普通人民的悲欢离合。深入大后方和西北、西南边陲,使中国油画家的艺术出现了新的感情色彩,并为新的艺术突进积聚了力量。与此同时,新派画(指印象主义以后诸流派的绘画)在战乱的环境里停止发展。许多在战前从事新派画创作的油画家,在抗战中转而采用写实形式参加宣传活动。徐悲鸿曾撰文论及“吾国因抗战而使写实主义抬头”,并因新派画之销声匿迹而大感“痛快”。抗日战争胜利后,现代派风格的绘画重新出现,1945年林风眠、倪贻德、关良、李仲生、郁风、赵无极、于衍庸等人在重庆举办的独立画会首次展览即其代表。但新派画的复苏仍是短暂的,他们的创作活动只维持到1949年为止。
     
   在陕甘宁边区的艰苦环境里,仅有个别画家从事油画创作。但解放区画家在较为轻便的绘画形式方面的成功探索,和思想、情感上的锻炼,为新中国的油画艺术准备了一支新生力量。
      
   50~70年代末 1949年以后,中国油画家面临全新的历史时期。老解放区和国统区的画家汇成团结的队伍,巨大的社会变革使油画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深刻的变化。油画家面临新的课题: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为工农兵服务,深入群众生活等。新、老油画家都有一个调整或改变原有的艺术面貌,以适应新时代的任务。通俗的写实手法,带有理想主义的新生活题材,成为油画创作的共同面貌。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和罗工柳的《地道战》,是两个经历、修养不同的画家,为表现新的时代殊途同归而取得的成功,因此颇具代表性。50年代的油画创作以表现革命历史、反映社会主义劳动和建设为主。1949年前占据油画创作主要位置的风景、静物越来越少。吴作人的《黄河三门峡》、《齐白石像》(见彩图《齐白石像》(中国现代)),胡一川的《开镣》、莫朴的《入党宣誓》、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见彩图《红军过雪山》(中国现代))等作品,与30~40年代的油画迥异,显示了油画家个人风格的重大转变。
     
   50年代,国家选派留学生分批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美术。同时,聘请苏联画家和罗马尼亚画家,分别在北京、杭州执教。全山石、肖峰、李天祥、郭绍纲、张华清、林岗等人都曾在苏联留学。冯法□、王德威、秦征、高虹、何孔德、王流秋、于长拱、侯一民、靳尚谊、詹建俊等人曾在苏联画家任教的油画训练班进修。学习苏联绘画对中国现代油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7~1958年前后,极“左”思潮使蓬勃发展的油画艺术受到严重挫折。60年代初,文艺政策有所调整,油画创作得到恢复和发展。油画教学方面,由罗工柳主持的油画研究班和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吴作人、董希文、罗工柳3个工作室的开办,使油画教学充满生机,几年之内既出人才,又出作品,堪称建国以来前30年油画艺术的高峰。《毛主席在井冈山》(罗工柳)、《东渡黄河》(艾中信)、西藏及长征路线写生组画(董希文)、《刘少奇与安源矿工》(侯一民,见彩图《刘少奇和安源矿工》(中国现代))、《决战前夕》(高虹)、《出击之前》(何孔德)、《延安火炬》(蔡亮)、《狱中斗争》(林岗)、《宁死不屈》(全山石)、《英特那雄耐儿就一定要实现》(闻立鹏)、《毛主席在十二月会议上》(靳尚谊)、《狼牙山五壮士》(詹建俊)、《延河边上》(钟涵)、《三千里江山》(柳青)、《在激流中前进》(杜键)、《金色的季节》(朱乃正)、《罪恶的审判》(哈孜艾买提)……从这些人们熟悉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知一种共有的特征,那就是高亢激越的英雄主义精神,汪洋恣肆的表现形式。50年代被忽视、甚至被误解的风景、静物,在60年代初也有一个短暂的繁盛。颜文□、吕斯百、常书鸿、卫天霖、余本、李瑞年、吴冠中等画家都有佳作问世。
      
   1964年以后,“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地影响油画的发展。从推广“三结合”创作方法(即领导出题目,群众提要求,专业人员完成创作任务)到全面批判文艺界“黑线专政”,正常的油画创作活动几乎完全停止。随之而来的是对生活、感情的伪造,和对个人崇拜的狂热而拙劣的渲染。全国各地出现了数以万计的领袖油画肖像,这些肖像除了临摹某些样板画像外,全是临摹照片。绘制这种油画的人数之多和油画题材的单一,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顶点。随后又出现了表现那种高、大、全式的所谓革命英雄人物形象的油画作品。
   70年代末~80年代 1978年以后,中国油画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画家和观众对虚套、粉饰的反感,对民族和个人命运的思索,使油画创作的境界有了新的开拓。有些画家以深沉凝重的笔调,对当代生活作历史性的考察;有些画家则以诗人的眼光,表现美的心灵和美的意境。《1968年×月×日雪》(程丛林,见彩图《一九六八年×月×日雪》(中国现代))、《不可磨灭的记忆》(杜键、高亚光、苏高礼)、《峥嵘岁月》(林岗、庞涛)、《红烛颂》(闻立鹏)、《蒋家王朝的覆灭》(陈逸飞、魏景山)、《高原的歌》(詹建俊)、《春华秋实》(朱乃正)、《塔吉克新娘》(勒尚谊)、《钢水、□水》(广廷渤)、《迎新娘》(鄂圭俊)……这些作品在广大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共鸣。老画家吴冠中、韦启美和中年画家罗尔纯、妥木斯、曹达立等人在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富有个性色彩的表现方法的探求上作出的成绩,显示油画家对绘画形式和个性特色的关心。《父亲》(罗中立)和《西藏组画》陈丹青,(见彩图《西藏组画—进城》(中国现代))的出现,从创作思想上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一个旧时期的终结。大批新起的青年画家,则完全以新的眼光观察生活和艺术。他们广泛吸收西方现代绘画的形式和观念,进行大胆的艺术试验。长期存在于中国油画界的作品面貌单调、贫乏的弊病,正在得到矫正。从画家、作品及观众的关系来看,油画已经成为能够表现中国人的心理和感情,又能为中国人所充分理解的中国艺术了。

中国现代壁画
   1912年以来的中国壁画。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壁画,到清代已趋衰落,从事壁画的民间画工的数量和艺术素质也空前低落。辛亥革命以后,大规模的宫殿、寺观和墓室建筑基本停止,使传统壁画失去了依存的空间。偏远的庙宇寺观虽不乏新绘壁画,但从形式到内容,大体上是旧有壁画的复原和模仿。其中也有少数壁画使用了新材料和新技法,如曾从欧洲画家学习壁画的陆鸿年,1938年为北平西郊北安河普照寺所作伎乐天壁画,即绘于胶合板上,并涂盖桐油作为保护层。
   20年代以后,新型的壁画在革命斗争中出现。红军、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中的美术工作者在革命根据地和行军途中,曾画过许多宣传革命、宣传抗日的壁画,这些作品常配以响亮的口号或简短的诗歌,起到了鼓舞群众斗志的作用。另一方面,学习西方绘画的中国画家用西方绘画技法,创作过一些新题材的壁画。如梁鼎铭作《北伐战争惠州战役》、司徒乔作《孙中山著<三民主义>》等。这些作品是为特定环境绘制的油画,缺乏与建筑空间的有机联系。1938年8月,由王式廓设计草图,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美术科的画家们集体创制的武昌黄鹤楼壁画,表现前方将士英勇抗敌,全国人民总动员支援抗战。这幅壁画于武汉失陷前赶绘完成。黄鹤楼壁画在战火中诞生,后又毁于战火,它标志着中国壁画由宫廷、寺观、墓穴走向社会,面向广大的人民,成为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宣传武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壁画开始受到重视。美术院校开设了壁画课,还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壁画艺术,1955年赴波兰学习镶嵌壁画的严尚德、朱济,是建国后首批出国学习壁画专业的留学生。新建的公共建筑中,开始安设壁画。如北京天文馆大厅的天顶壁画(吴作人、艾中信),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黄永玉)、《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周令钊)、北京民族文化宫的《民族大团结万岁》(中央美术学院师生集体创作)等。北京和甘肃的一些中国画家曾为兰州五泉山公园绘制了多幅以山水、花鸟为题材的壁画。
    
   1958年大跃进中,全国各地掀起声势浩大的壁画创作活动。这些壁画的作者有专业画家和美术院校学生,但其主力是城乡业余美术工作者。壁画的内容以表现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为主题,其中有许多新鲜别致的构思,但普遍特点是浓厚的幻想色彩和定型化的形象。一幅成功的作品出现后,常常很快被复制数十乃至上百幅。喷吐火焰的土高炉,硕大的谷物和棉花,肥壮如大象的家畜,排山倒海的青年农民以及孙悟空、穆桂英、龙王爷、苏联火箭等等,是最常见的形象符号。这些壁画一般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用墨汁、锅灰、红土和简单的矿物颜料画在石灰墙上。比较讲究的则覆以清漆或胶水。随着浮夸风的蔓延,有些地方提出“壁画化”的口号,要“把所有的土墙全刷白,把英雄人物全画完”。大跃进中的壁画创作活动到1960年完全停止。60年代中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许多地方出现了新的壁画热潮,这次壁画热潮的作者队伍比较小,往往由半专业的宣传队、组承担某个县、公社或生产队的壁画绘制任务。壁画的内容以进行阶级教育、宣传阶级斗争为主,阴沉严峻的画面,代替了大跃进时期壁画明朗、活泼的幻想色彩。50~60年代壁画的工具、材料和墙面处理都十分简单,保存至今的壁画作品已十分稀少。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壁画,完全以赞颂领袖人物为表现内容。这些壁画大都设置在城市、集镇的广场、路口和工厂、学校的主要建筑物前,并用砖、石或钢筋混凝土专门建造了永久性墙面。由受过一定专业训练的作者用油画材料画成。“文化大革命”中的壁画大都在70年代中期陆续拆除。
   1976年后,中国壁画有了新的发展。1979年落成的北京国际机场候机楼中的壁画最具代表性。与前述壁画不同的是这些壁画的位置和幅面纳入了建筑物的整体设计规划之中。为适应陈设的环境气氛,着重强调作品的装饰性和视觉的愉悦感。使用的材料有聚丙烯颜料、釉上彩绘、陶板等。张仃的《哪吒闹海》、袁运甫的《巴山蜀水》、祝大年的《森林之歌》、肖惠祥的《科学的春天》、李化吉和权正环的《白蛇传》、袁运生的《生命的赞歌》等,受到美术界的好评,也引起各方面的浓厚兴趣。在它之后,大型公共建筑的设计者开始把壁画考虑在设计方案之中,壁画艺术的专业队伍也逐渐形成。
    
   壁画艺术的这个转机被称之为“中国壁画的复兴”。1979年以后的短短几年中,各城市的宾馆、饭店等公共建筑中出现了不少壁画。这些壁画的题材以风光名胜、花鸟、古代文化及神话传说为主,在形式上都有适度的变形和装饰性的线条、色彩处理,基本上是北京机场壁画风格的延续和发挥。但在壁画的工艺、材料方面,有明显的进步,除了聚丙烯颜料被广泛使用外,传统的釉上彩绘、刺绣、石板线刻也用于壁画。
   高温瓷化玻璃镶嵌壁画、大型陶板高温花釉刻绘壁画、天然大理石镶嵌、沥粉、贴金、浮雕、重彩的综合运用以及玻璃腐蚀技术等,使壁画艺术呈现多姿多采的面貌。例如,吴作人、李化吉的《六艺》(山东曲阜阙里宾舍),侯一民、邓澍的《百花齐放》(人民日报社礼堂),王文彬等人的《山河颂》(北京华都饭店),唐小禾的《楚乐》(武汉宾馆),严尚德的《晨曲·日月星辰》(北京中国剧院),杜大恺的《屈原》(北京燕京饭店),张仃的《长城万里图》(北京长城饭店),袁运甫的《智慧之光》,许荣初、赵大钧的《乐女游春》(塘沽渤海宾馆),徐加昌、任梦璋、祝福新等人的《棒槌岛的传说》(大连棒槌岛宾馆),何山的《九歌》(湖南省图书馆)以及李建群、段兼善、李坦克、娄溥义、杨鹏等人为人民大会堂甘肃厅所作的一组壁画,在借鉴传统壁画、学习西方壁画、吸收民间美术、探求不同材质的特色和处理壁画与建筑的视觉谐调等方面,各有不同的建树。新一代壁画家对北京机场壁画为代表的壁画风格不满,他们力图使中国壁画有更深的精神内涵和更新的形式,希望壁画艺术从宾馆、酒店走向更宽阔的公共场合。这种愿望的实现有待于改革和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青年画家在新的壁画语言探求方面的突破。

中国漫画
   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漫画是最活跃并取得显著成绩的画种之一。中国漫画的发展,可划分为7个阶段。
   清末民初 中国古代已有以讽刺为目的、具有漫画特点的绘画,但未形成独立的画种。到清末民初,漫画才作为独立画种迅速发展起来,当时称作讽刺画、寓意画、时画、谐画、笑画或滑稽画。近代漫画的兴起,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人民大众的反帝斗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出现了富有民间年画特色的《射猪斩羊图》等漫画宣传品。1903年上海《俄事警闻》刊登的《时局图》,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报刊漫画。辛亥革命前后刊登漫画的报刊,有上海《神洲画报》、《民权画报》、《真相画报》,广州《时事画报》,北京《白话图画日报》,天津《人镜画报》,以及同盟会在日本出版的《民报·天讨》等。作品有《袁世凯骑木马》(张聿光)、《内阁总理》(何剑士)、《老猿百态》(钱病鹤)、《官与民之担负》(马星弛)等。技法上主要采用中国传统的线描画法。
   五·四时期
   五·四运动中出现一些革命群众绘制的漫画传单,如《全国同志莫被日奴耻笑》、《他肯为国受苦,我们应如何?》等,具有极大的鼓动性。漫画家的作品,有《工学商打倒曹、陆、章》(沈泊尘)、《民气一致之效果》(马星弛)等。但杜宇的《国耻画谱》是中国最早的漫画家的个人画集。1918年沈泊尘创办的《上海泼克》,是中国最早的专门漫画刊物,其中的《虽不中亦不远矣》一画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鲁迅于五四运动前夕在《新青年》上已经提出讽刺画应针砭社会的锢疾,指出确当的方向,引导社会等立论鲜明的漫画理论。
   20年代
   随着丰子恺的子恺漫画在《文学周报》上刊出,从1925年起中国正式开始使用漫画名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北伐革命军中的群众漫画宣传活动蓬勃开展。漫画家黄文农、叶浅
予、鲁少飞等曾投身到北伐军中,从事漫画宣传工作。黄文农是这一时期卓有成就的政治讽刺画家,他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漫画有《丢脸》、《面和心不和》、《大拳在握》等。丰子恺的古诗新画和描写儿童天真稚气的漫画,受到人们的喜爱。1927年由丁悚、张光宇等人发起成立的漫画会,是中国最早的漫画团体。该会于1928年出版了《上海漫画》周刊,团结和培养了一批漫画家,在中国漫画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30年代
   漫画创作出现空前的繁荣。上海出现大批漫画刊物,如《时代漫画》、《漫画生活》、《独立漫画》、《上海漫画》、《漫画界》等。其中《漫画和生活》(《漫画生活》的后身)和《独立漫画》曾遭到国
民党当局查禁。张谔、蔡若虹作品的进步倾向尤为鲜明。叶浅予的长篇连续漫画《王先生》和《小陈留京外史》在社会上影响很大。鲁少飞主编的《时代漫画》在团结漫画家和培养漫画新人方面贡献突出。这一时期的漫画在形式风格上呈现出多姿多采的面貌。存在的问题是刊物上出现不少低级趣味的作品。1936年在上海举办了第1届全国漫画展览。与此同时,苏区革命根据地在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中,群众性的漫画宣传活动非常活跃。此时期,鲁迅在《漫谈“漫画”》一文中指出“漫画的第一件紧要事是诚实”,并认为漫画“最普通的方法是‘夸张’,但又不是胡闹”。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上海成立了漫画界救亡协会,并出版会刊《救亡漫画》。同年8月由叶浅予、张乐平、特伟等人组成漫画宣传队,从上海出发到南京、武汉、长沙、桂林、重庆等地,进行抗日救亡的漫画宣传活动。漫画宣传队自到达武汉后,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领导,在周恩来、郭沫若指导下工作,出版了《抗战漫画》。1938年在武汉成立全国漫画作家协会战时工作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漫画家们为争取抗战救亡最后胜利,展开了一场漫画战。抗战后期,漫画宣传工作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迫和限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漫画家们仍通过举办漫画展览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社会黑暗,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如叶浅予、丁聪等人的八人漫画联展和张光宇的《西游漫记》、廖冰兄的《猫国春秋》等专题展览。与此同时,解放区的漫画家如华君武、吴耘等更加自觉地把漫画武器的锋芒指向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消极抗战的国民党反动派。此时期漫画理论研究的重要收获,有《漫画艺术讲话》(黄茅)、《漫画的描法》(丰子恺)。
   
   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区的漫画作为一种艺术武器,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威力,紧密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传大进程。同时,在漫画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华君武是解放区有突出成就的政治讽刺画家,主要作品有《磨好刀再杀》、《在反革命的后台》等。重要作家作品还有蔡若虹的《苦从何来》、张仃的《城头变幻大王旗》等。国统区的漫画配合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米谷是颇有代表性的政治讽刺画家,主要作品有《蒋小二过年,过了今年没明年》等。沈同衡领导的漫画工学团与学生运动相结合,在上海巡回展出《春梦图》、《送葬曲》。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丁聪的《现实图》也是此时期的重要作品。在各地的群众爱国运动中,特别是学生运动中,出现了一批很有战斗性的漫画宣传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50年代初期漫画创作出现新的高潮,漫画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漫画迅速兴起。1950年创刊的《漫画》月刊(米谷主编)历时10年,对提高漫画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培养青年漫画作者,做出了贡献。1956年在北京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首届全国漫画展览。1957年一些漫画作者被错划为“右派”。60年代后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少漫画作者遭受迫害和批判。1976年后,漫画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战斗作用并得到迅速发展。此后出现漫画创作的新局面。内部讽刺漫画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和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揭露和批评。幽默漫画、科学漫画等受到人们的欢迎。1979年《人民日报》漫画增刊《讽刺与幽默》创刊,各地的漫画报刊也相继问世。漫画学会、研究会等也在各地纷纷成立。1982年举办第 2届全国漫画展览。1984年漫画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种参加第 6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活跃在这一时期的漫画家,有华君武、方成、米谷、廖冰兄、丁聪、张乐平、王乐天、英韬、江有生、李滨声、江帆、苗地、于化鲤、韦启美、詹同、毕克官、缪印堂、王复羊等。漫画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有《漫画漫谈》(沈同衡》、《我怎样想和怎样画漫画》(华君武)、《幽默·讽刺·漫画》(方成)、《中国漫画史》(毕克官、黄远林)等。1986年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成立。广大专业和业余漫画作者正在为繁荣发展中国漫画艺术做出新的贡献。
      
   特点
   主要是:①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兴起和发展的中国漫画,贯穿着一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斗主线。社会主义时期的漫画继承发扬了漫画的战斗传统,并在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歌颂新人新事和适应群众多方面的审美要求上,进行了新的开拓。②中国漫画有着广泛的群众性。中国漫画队伍是由漫画家和广大业余漫画作者组成的强大队伍,不少漫画家正是在创作实践中从业余转变为专业的。③漫画与新闻事业的关系密切。漫画的主要阵地是报纸和刊物,这是由漫画特殊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④中国漫画的形式风格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简笔写意的,也有工笔线描的;既有追求大块黑白处理的,也有民间装饰情调的;既有单幅画和组画,也有长篇连续巨著;还有漫画速写、布画漫画、墙头漫画、照片剪贴、漫雕等等。⑤漫画家们在创作实践中,既学习和借鉴外国漫画,也学习和借鉴中国的民族民间艺术传统。越到后来,越更加有意识地追求漫画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漫画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中国现代连环画
   中国连环画有着悠久的历史。到清末和中华民国初年,随着石版印刷技术的发展,连环画开始作为通俗读物出现。1899年第一本石印连环画《三国志》(朱芝轩绘),由上海文艺书局出版。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文化启蒙运动和出版业的发展中,连环画逐渐广泛流行。北京称连环画为小人书,上海称图画书。192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西游记》时,定名为连环图画。
   20年代,连环画受到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人的重视。鲁迅在《“连环图画”辩护》一文中指出,不要视连环画为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下等物事”。他还在《论“第三种人”》中认为连环画可以产生L.达·芬奇、米开朗琪罗那样伟大的画家。茅盾在《连环图画小说》等文中,对连环画的改革提出了重要意见,认为当时遍布上海街头的连环画书摊,无形中成为上海民众最欢迎的活动图书馆,并且也是最厉害、最普遍的民众教育的工具!
   当时连环画主要根据旧小说、戏曲和电影编绘而成,内容大都宣扬神怪武侠、诲淫诲盗和封建迷信。出版者主要为了营利,编绘者大多为了养家糊口,作品多粗制滥造,印制低劣。但也有一部分连环画家的创作态度较为严肃,如30年代上海朱润斋绘的《三国志演义》,注意描绘的真实性,使连环画开始摆脱了戏剧舞台式的画法。还有些连环画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旧社会黑暗势力,或是歌颂历史上的爱国英雄人物。40年代上海赵宏本的连环画即其一例。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叶浅予的《王先生》和《小陈留京外史》,也都以揭露、批判和幽默性受到广泛欢迎。
   在解放区,油印、石印和铅印的画册、画报广泛流传,连环画发挥的宣传教育作用尤其突出。古元、力群等用木刻连环画表现人民的斗争事迹。莫朴、吕蒙、亚君合作的木刻连环画《铁佛寺》(共111幅),彦涵的《狼牙山五壮士》(共16幅)等,至今仍不失为艺术质量较高的作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连环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①1949~1956年,为了取代反动、荒诞、淫秽的连环画,政府把发展新连环画做为一项紧迫任务。到1956年全国累计出版新连环画1万余种,总印数2.6亿册,规模空前。新连环画创作,把文学脚本提到重要地位,改变了旧连环画由作者随编随画的草率做法。在形象描绘上注意人物性格的表现,旧连环画的那种抄袭、模仿戏剧电影形象的弊病得到了改正,不断出现了富有教育意义并真实感人的好作品,如刘继卣的《鸡毛信》、《东郭先生》,王绪阳、贲庆余等的《童工》、《我要读书》,顾炳鑫的《渡江侦察记》,华三川的《王孝和》等。这时新连环画基本上占领了图书阅览阵地。②1957~1965年,是新连环画迅猛发展的阶段。一批优秀作品相继问世,长篇连环画如《水浒》、《三国演义》、《岳飞传》等画库也相继出版。连环画开始进入国际文化交流领域。1959年莱比锡国际图书展览会上中国连环画获得了金质奖章。文化部与中国美术家协会于1963年举办了第 1届
   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共有80件作品获奖(绘画53件、脚本27件)。获绘画一等奖的6部作品是:《山乡巨变》(贺友直)、《穷棒子扭转乾坤》(刘继卣)、《铁道游击队》(丁斌曾、韩和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赵宏本、钱笑呆)、《我要读书》(王绪阳、贲庆余)、《西厢记》王叔晖,(见彩图《西厢记》之一(中国现代))。获脚本一等奖的 4部作品是《鸡毛信》(张再学)、《穷棒子扭转乾坤》(姜维朴)、《风暴》(费声福、吴兆修)、《屈原》(董子畏)。这期间的连环画,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占主要地位,出现了像《山乡巨变》这样富于浓郁生活气息和民间风格的作品。不少画家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如贺友直、刘继卣、王弘力、程十发、刘旦宅、林锴等。③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连环画无例外地受到了浩劫。1966~1970年,几乎没有出版连环画。1971年2月,周恩来指示出版部门尽快恢复连环画编创出版工作以后,才稍有松动。④1976年10月以后,连环画获得新生。首先是一批反映“文化大革命”浩劫的批判性作品,如陈宜明、刘宇廉、李斌创作的《伤痕》和《枫》等,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枫》在1979年建国30周年全国美术展览评奖中获一等奖。有些老画家的作品,如费声福的《三个法庭》等,获得了好评。1980年全国出版连环画1000余种,4亿余册。1981年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国家出版局联合举办了全国第2届连环画创作评奖,共110件作品获奖(绘画77件、脚本33件)。获绘画一等奖的 5部是《白求恩在中国》(许荣初、许勇、顾莲塘)、《白光》(贺友直)、《十五贯》(王弘力)、《白毛女》(华三川)、《伤痕》。获脚本一等奖的是:《中国成语故事》(杨兆麟等)、《胆剑篇》(邱扬、陈长明)、《草原上的小路》(任伍改编)。卓有影响的《连环画报》在推出新作者、倡导新风格方面发挥了先锋作用。在江丰的倡导下,1981年中央美术学院设立了连环画年画系(后改为民间美术系)。全国性的连环画理论丛刊《连环画论丛》于1980年8月创刊,连环画艺术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1982年全国共出版连环画 2100多种,8.6亿册,1983~1984 年共出版了15亿册以上,连环画报刊如雨后春笋。连环画题材更加丰富多样,如《红楼梦》、《西游记》等古典文学名著,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莎士比亚、雨果、巴尔扎克、高尔基、马克·吐温、安徒生等中外作家的作品,先后被编绘成连环画,介绍科学、文化和历史知识的连环画也大量出现。
    
   为推动连环画的发展,1983年5月,中国连环画研究会成立。姜维朴被选为本届会长,赵宏本、居纪晋、贺友直、张世盛、李定兴为副会长。截至1985年12月,全国已有12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连环画研究会。
   在第6届全国美术展览评奖中, 连环画作品共获23枚奖章,名列各画种获奖之首。其中金奖4枚,作品是《人到中年》(尤劲东,见彩图《人到中年》之一(中国现代))、《月牙儿》(李全武、徐勇民)、《邦锦美朵》(韩书力,见彩图《邦锦美朵》之一(中国现代))、《罗伦赶考》(高云),作者都是30岁左右的青年画家。
   80年代以来的连环画在艺术上有很大发展。中青年连环画家基本功扎实,起点高,思想活跃,勇于借鉴,富于创造性。他们打破了单线勾勒或黑白素描式等传统格式,在画法、构图、处理时空关系、塑造形象、刻画心理等方面进行了多种尝试并有新的突破。连环画的形式风格空前丰富,艺术质量不断提高。
   中国连环画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作用,1982年1月在意大利普拉托、罗马,5月在法国巴黎,举办了中国连环画展览。1984年 6月中国连环画参加在瑞士举行的第1届国际连环画节,获特别荣誉奖杯。中国连环画册和报刊有多种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发行。
   为了适应连环画事业的发展,文化部于1985年3月批准成立中国连环画出版社,作为中国唯一的连环画专业出版单位,并创办全国性的连环画期刊《中国连环画》月刊。
   但是,长期以来视连环画为“下等物事”的世俗观念仍有影响,出版部门还存在营利至上的指导思想,常有一些编绘粗劣、内容低下的连环画出现,这些问题已引起注意并在克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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